一、年少乡村时光

1949 年，我出生于河北沧州农村。我们家差不多是本村日子过得最好的，家里的房子是道光年间建的，看房子祖辈应该是富户。后来到 1930 年代，因为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家就败了。军阀混战时某军阀部队路过当地，抢走了我们家的牲口，1938 年、1940 年代初老家频繁发洪水，洪水一来就把东西都冲没了。我父亲的弟兄们多，他们中有的也不太会过日子，一分家，家就穷了。土改时评成分，我们家是贫农。

父亲 1944 年入党，是我们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后当了很多年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上过民国时的小学，上了三年级，字写得特别好。他在世的时候， 我们村里各家办喜事、过年的对联差不多都是他写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前，70 年代，他带领我们村办工厂、搞副业，挣了些钱，把村子发展起来了，当时我们村在当地是比较好的村子。父亲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1956 年、1958 年之后他在高级社、人民公社当过会计，但一直是农业户口。解放后，社会安定了，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父亲很支持儿女读书，他说，无论如何，省吃俭用、卖牲口也得供我哥和我上学。我们家过年时门上贴对联，横批总有“耕读人家”。

我 6 岁开始在本村读小学。学校是一个破旧院子，两个教室，一个老师。小学我的成绩很好，刚上一年级时，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超过十以内的加减法的题， 别人都不会，我会。现在想起来跟父亲的家教有关系。父亲当会计的时候，附近村的很多会计都到我们家来集体办公算账、对账。我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算盘有时候我也去弄几下，所以珠算的“小九九”我早就会。小学四年级后我们到外村去上学，我的班主任是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那时候我在班里最小，同班同学一般比我大两、三岁。年纪小，当干部类的事就轮不上我， 我也就一门心思学习。我记得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在班里考第一。

我 1961 年上初中，1964 年上高中，都是在我们的县中——河北交河中学， 这是河北省办得比较好的县级中学之一。进初中的时候我不是第一名，当时按成绩排学号，全班 40 多个人，我是第 17 号。到初三之后一直到高中阶段，我的平均成绩都是班里第一名。我本来应该 1967 年考大学，我是“老三届”（1966 年读高二），因为 1966 年 5 月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们既没有了考大学的机会，也没按时毕业。1968 年 8 月按照中央的政策，我回家种地。当时城市里的中学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这些人叫“回乡知识青年”，实际上回乡知识青年就是农民。

我真正当农民时间并不长，回到村里干了大半年多的农活。后来各地响应中央号召，各村办小学，乡镇办初中，每个村里必须有小学，一、二、三、四、五年级，当时还改过“五三二制”，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村里要办学， 我上过高中，我就当了民办老师。这就是说从 1968 年 8 月到 1969 年 3 月我是真正在地里天天干活，接下来就在村里教书。每天早晨、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下地干活，我不教书的时候就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我还当过生产队的记工员。就是后来我当了正式教师后，周末我也要下地干活，生产队也给我工分。除了到外地出河工（整治海河）、修水库我没去过之外，农村的大多数农活我都干过。所以我了解农民、了解农村，对农村也有很深的感情。

二、求学北大

我从 1969 年 3 月开始在本村教书，后来政府要求每个乡都要办中学，要普及初中教育，中学更需要老师。县里有关部门想在老高中生中挑选一些人，培养一下当初中教师。当时县里一共选了 70 多个人，我被挑中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样被选中的，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估计是因为我在读高中时成绩好。那个年代，乱七八糟靠关系的不能说没有，但比较少。我们被集中起来，培训了三个月。培训结束后，被分配全县的中学任教。我被分配到我原来上学的学校——河北交河中学，这是全县最好的学校，一直到北京上大学。所以我这一辈子就在两个学校，我上的中学和现在的北大。

我 1972 年转正为正式教师。因为年轻、知识底子也可以，也认干，所以当时学校（交河中学）领导也想培养我，让我当校团委书记。后来我进了学校的领导班子，当时的校领导说希望将来让我接他们的班。

1977 年秋恢复高考的通知公布之后，当然我愿意上大学，我们的校领导也支持我。本来我的理科比较好，但是由于后来在交河中学教过数学、政治、办过校报，而物理、化学放下了多年，所以后来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我 1972 年民办教师转正到 1977 年正好五年工龄，可以带工资上学。当时报志愿时我就报了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我想，反正我是公办教师，考不上我还当我的老师，考上就带工资去上学，所以要上就上好学校。所幸，我的成绩还不错，1978 年 2 月，我带工资来到北京大学。

来到大学里，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就是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懂。我发现来自农村的学生和来自城市的同学谈的、想的是两回事。按说我也教书多年，也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城市的同学眼界和思路都很宽。比如，那几年搞“竞选”①，我们班也有参加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者们讲的常常是中央层面的消息、大政策， 我们则一无所知，也没有想过国家政策层面的事，一对比，对我刺激很大。农村来的同学会种地、了解基层，但是别的东西什么政治、国家形势、艺术什么都不懂，见识少。见识少，又缺乏抛头露面、宣传和组织能力，学校的各种社会活动就参加不了。北大那么多能人，轮不上我，所以只有一门心思学习。

在大学阶段，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还不是哪个老师，而是一批著名的学者。给我们讲哲学的老师是在国内很有名的，老师们讲课跟我们见识过的就是不一样，算开眼界了。当时热门的是西方哲学，那时候正是萨特存在主义大流行的时候。虽然我不会追求热门，但是哲学的底子是打下了，而且现在想起来也是受益无穷。大学四年下来，我的平均成绩排在全系前面。

三、加入社会学南开“黄埔一期”

我这个出身农民家庭的年轻人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很兴奋。但是后来发现，不但老师们都是大家，而且周围的同学也很有思想、有理想。同班同学或谈黑格尔的精神分析学，或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或钟情于儒道之论，或深究于宋明理学。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初，同学们在政治哲学、中国改革道路方面的见解，使我感到自己学识的浅薄和见解之狭窄。在这种背景下，我有点失去自信。但是我有一点是清醒的：就我那点知识，很难在哲学史、哲学理论方面做出什么贡献。于是，在同学们意气风发地确定自己的学术发展方向的时候，我也开始尝试寻找自己可能的方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问我“将来搞什么”。将来“搞什么”，实际上是说你想将来从事哪方面的学术研究，就是定学术方向。一个“搞什么”吓了我一跳：同学在考虑未来学术发展方向了，我还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大学生毕业还有“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做法，我不知道毕业后是否我要回到原来教书的中学去。确实大学放假时我回到交河中学去跟学校领导和老师们见面时，不少领导和老师希望我回去，回交河中学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我在大学学习时基本不偏科，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对哪一科感兴趣，也没有“学术野心”。所以，当同学问我“将来搞什么”的时候，我竟答不上来。但是，同学们都在想， 你也不得不去想未来的发展问题。由于我高中时理科比较好、高考时数学成绩不错、对理科也有点兴趣，所以我想在自然辩论法方向上试一试，但没有要“搞出点名堂来”的想法。

要研究自然辨证法，数学就要好。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本科开设的数学是四级， 可以算普及级，靠这点知识根本不可能搞自然辨证法研究，所以我就到理科系去旁听他们的课。借着北京大学没人管旁听课的做法，我去心理学系（属于理科） 听他们的数学课和线性代数课。我有幸得到了心理系我的河北“小老乡”的帮助。但是让我汗颜的是，我独立完成的数学作业题做对的不到一半，这对我是一个打击。但我没有很好的退路——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路。为了寻找未来的出路，我还去旁听了公共课“有机化学”。因为哲学领域老讲“有机联系”，没有人认真系统地讲过什么是“有机”，我不明白“有机”是什么意思，我听了一学期有机化学的课，看“有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有机”就是那些分子式，就是分子之间的不同的、复杂可变的结合方式。

我还听了物理学的课（选修课）。那时候最火的是“新三论”，“老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统称“老三论”)是与计算机相关的东西，“新三论”包括“突变论”、“协同论”，还有“耗散结构理论”。我很有兴趣，觉得很有意思，比哲学有意思。但是真正搞自然辩论法，懂这点东西搞不了。1979 年，全国恢复社会学，办社会学培训班，北京大学派哲学系夏学銮老师去参加培训班。夏老师是我的大学班主任。他上过培训班后，就把资料拿到我们同学中来，我们班的同学拿着油印的社会学资料，看社会学研究什么问题，后来我也跟着看，觉得很有意思，比哲学具体、接近现实。哲学比较思辨和枯燥，社会学研究的比较贴近实际，使我对社会学有所兴趣。后来我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社会学的书籍，都是很旧的书，但是读来还是觉得有收获，我做了大量笔记。

我们班很多同学对社会学感兴趣，有的是关心中国的大问题，有的关心具体的社会问题，也有的觉得社会学比较具体可感。总之，大家的想法有不同，但也形成了关心社会学的小气候。比如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关心的是中国往哪里去；我的上铺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也天天学社会学。

1980 年底，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举办社会学专业班，规模和学生来源也基本确定，即从重点大学的文科四年级学生中招一个班，为各大学开设社会学专业准备师资。北京大学也开始了选派学生的工作，主要面对哲学系、经济系、外语系。当时我们系有很多同学希望去南开大学学社会学，后来校方通过比较，决定让哲学系王思斌、王依依，经济系曹建民，英语系阮丹青和中文系孙立平五个人去南开学习。后来听说，孙立平因为学习社会学的愿望特别强烈，所以选了他。我在报名众多的哲学系被选中，是沾了数学相对好一点的光。

1980 年代的王思斌（右二）及同学与袁方教授（中）在一起

我们 1981 年 2 月去南开大学，学籍和各种关系都没动。南开大学给我们外校来的学生准备了宿舍，班上组成临时党支部，建立班委会。苏驼老师、杨心恒老师等做了很多工作，南开大学的同学也十分友好和主动。宋林飞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我被推选为班长。宋林飞当书记，有他的资格和能力，他当过县委书记的秘书，政治上比较成熟，也有能力，读书也多。我是班长，可能是因为我是北京大学送过来的，一是北京大学来了 5 个人，二是大家对北京大学高看了一眼。但是我当班长基本上不管太多的事。为什么我不太管事情，因为南开大学的同学很积极主动，又熟悉校情。南开大学有 10 来个人在班上学习，他们只兼了副班长，但是班里的事情南开的同学都办了，表现了南开大学的高风格。

我们在南开读了近一年，到 12 月就结业了。回到北大后，学校和系里正在做毕业分配工作。由于这个班实际上是师资班，所以等于选去南开学习就意味着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所以分配的事我也没怎么想过，毕业论文我也没写。按说大学四年应该写毕业论文，但是因为在南开读社会学很紧张，我们就没有写毕业论文。回到北大毕业后，我们去南开学社会学的有四人留校，分到国际政治系社会学教研室当老师，原因之一是雷洁琼教授那时就在国际政治系。1982 年 2 月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独立建系，袁方教授做创系系主任，雷先生也来到社会学系。

在南开大学的一年真是学了社会学的真知识了，那一年收获特别大。我们从对社会学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的学生似乎一下变成了懂社会学的一批人。在南开班一年，我们印象最深，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老师是彼得·布劳和林南，林南影响更大。彼得·布劳是社会学的结构交换论的创始人，他给我们讲社会学理论，使我们了解了当代社会学的理论体系，那时候打下来的理论底子现在都很有用。因为林南是美籍华人，他讲的东西我们都易于理解，他给我们讲社会学研究方法， 清楚明白。林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后来他讲过社会支持体系， 跟我现在从事的社会工作很有关系。后来林老师的著作《社会资本》译成中文， 内容丰富、理论系统，有很大拓展。

林老师研究社会网络和分层，他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社会资源，这一概念对后来我从事的社会工作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但是在他的《社会资本》中，社会资源这个概念没能系统地拓展。后来我们在西安交通大学庆祝他的 70 寿辰时，我跟他开了个玩笑。别的同学在祝贺他的寿辰时先是庆贺，然后说林老师的教导对自己后来的学术生涯多么有用。我在发言的时候，也庆贺林老师身体健康，但是我还“一本正经地”给他提了意见。我说，林老师我对你有点意见，你怎么把社会资源理论放到社会资本上去了，然后社会资本理论把你的社会资源理论淹没了， 我觉得你的社会资源理论还得写。林老师听了之后，没有任何不高兴。他笑着说， 怎么就王思斌给我提意见，别人都没提呢？同学们也大笑一场。可见我们师生之间关系多么融洽。师生之间互相关心，我们也不断谈学术。这种关系十分让人留恋。说实在的，我觉得社会资源理论还是可以再深挖和整理一下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工作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应该发展、系统化、理论化，但是社会工作界现在还没做到。林老师的社会网理论对我的社会学研究有明显影响。1980-1990 年代，我主要研究农村家族、农村社会组织。我还把我老家村子里的所有家庭，用关系网联系起来，呈现了一个村庄的家族、亲属网,也发表了。

四、师从雷洁琼先生

说实在的，在去南开读书之前，我并不认识雷洁琼先生。北大的社会学专业是寄寓在国际政治学系内的。为什么在国际政治系？因为雷先生在国际政治系。文化革命中，雷先生也被迫到外地“下乡劳动”。后来，是周总理发了话，把她及其先生严景耀教授召回北京，并安排在北京大学。雷先生做过国际问题研究， 回到北京，到北大当老师，她进了国际政治系。我们的社会学专业也就先设在国际政治系。1979 年恢复社会学的时候，她是副会长，费先生是会长。北大要办社会学，雷先生跟我说她去找过学校领导，认为北大首先要办社会学专业，起带头作用。但是北大在历史上没有社会学系，这样，费孝通教授也动起来，两个老神仙去找北大校领导。

费先生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所长，他到北京大学找学校领导（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商量在北大建社会学专业，据说最初想把它设在哲学系，不知何种原因，哲学系没接，所以社会学就挂在国际政治系了，国际政治系当时的系主任是赵宝煦教授。我回到北京大学的时候，这个专业就是一个社会学教研室，当时袁方教授已经调过来了，也找了几个与社会学相关的人，当时也有雷先生。

社会学作为一个专业在国际政治系蕴育，慢慢找人。后来我听袁先生说，赵宝煦先生找到袁先生，说社会学作为一个教研室，对自己的发展不利，对外办事不方便，行文找学校不方便，因为教研室没有章，他劝社会学独立建系。经过教研室老师商量，并请示学校，学校同意社会学独立建系，办公在 27 楼第一层的几个房间。雷先生那个时候在北京市当副市长，她在北大没有教书任务，主要指导学科发展，带研究生。

我 1981 年 12 月份从南开回来，经哲学系毕业分配，留在社会学教研室，建系后我到了社会学系。系里有几位西南联大时的老先生，还有夏老师，再就是我们几位年轻人，我和孙立平被分到社会学理论教研室。当老师就要上课，我们系1983 年才招收本科生，所以我和孙立平一开始是去学校上大课——全校的选修课：“社会学概论”。当时社会学比较热门，一是新，二是联系实际，所以选课的学生很多。我们几乎找了全校最大的教室——300 人的教室。孙立平和我一人一个班，3 学分的课，从头上到尾。我记得我在南开班办的《班刊》上写过一篇第一次上社会学概论课时的感受，留在南开的同学还有所评论。

因为我们都是本科毕业，留校在北大当老师就有些勉强。后来社会学系关心我们的发展问题，认为我们应该读研究生，问我们要不要考研究生，在本系读研究生。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已经招了第一届研究生，即 1981 级，5 个学生， 主要是袁先生从他以前所在的北京经济学院（现在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的大四的学生，到北大来读研究生，也是为社会学准备师资。袁方就把学劳动经济学的几个学生经过考试带来北京大学，他们还没受过社会学的训练，所以系里想培养我们几个从南开回来的。系领导问我们几个留校的，要不要读研究生，孙立平说不考。我和另一位（曹建民）认为还是要读研究生，我们参加了考试，结果是我和曹建民考上了。孙立平社会学的理论功底好，烦考试，所以一直没考。

1990 年代雷洁琼教授和北大学生在一起

（点击图片，深入了解雷先生）

我们是 1982 级研究生，秋季入学，所以我在读研究生之前有半年北大社会学系老师的身份。那个时候系里开会，跟雷先生见面，才认识她。后来分导师， 因为雷先生是北大的教师，费先生虽然给我们上课，但是他的人事关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来北大，所以选导师我跟了雷洁琼教授。雷先生研究家庭社会学， 我关心农村家庭和家族，那个时候（1983 年）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家族的作用比较明显，雷先生研究婚姻家庭，所以我就跟了她。从此，我跟雷先生的联系才多起来。毕业论文选题，我跟雷先生说，我想研究我们当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家庭和家族，雷先生很支持。她让我去读民国时期研究家庭的著作，我基本上都读过了。

雷先生早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她的毕业论文还获了奖。她 1920 年代在美国读书时受到严格的社会学训练，所以她对我的指导也是“实证派”的方法。80 年代她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并不太熟悉，但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方法论却十分清楚和坚持。她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是对于学术依然十分感兴趣，她说最让她欣慰的称谓是“教师”，这让我很钦佩。她很忙没时间去做深入调查，但是很愿意听我们调查得到的东西，她对社会底层的信息很感兴趣。指导我的论文，理论上她没有多少意见，但是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盯得比较紧。我汇报完调查资料和研究思路后，她总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很重要，要跟研究假设有关系，观点要有实证资料支持。她属于实证主义传统，对科学方法要求很严。她说，第一个方法要对，第二个方向要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谈到雷先生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有这么几件事要讲一讲。第一，学术方向要求明确。她强调做学问要从实际出发，尤其要从基层看问题、看基层的问题。她在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对妇女儿童政策的落实状况十分关注。那时，我放假回家去农村，看到和了解到一些问题，回来跟雷先生说，她特别关注。在学术上， 她关心基本事实、关心方法论。她因为是社会学出身，特别强调数据，要有资料， 这一点我从她那里把学术精神学到了。费孝通教授也给我们上过课，但是他的学术思路不同，费先生不太讲某某方法论，而是讲故事，他是将人类学、社会学混在一起讲。费先生有深邃的学术思想，我很佩服。

第二，关心家庭、妇女、老年人方面的实际问题。雷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和家庭，包括妇女问题，她是站在妇女解放和权益的角度来看待现实的。学术界对于雷先生在抗战时期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不太了解，有机会需要总结、挖掘。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燕京大学的教学没法维持正常秩序，她一腔热血，去了赣南。在那里搞妇女教育、妇女动员、妇女解放方面的宣传和实际工作， 现在看来就是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之类的实务。她对基层问题感兴趣，对家庭问题、老年人问题也感兴趣。她在任北京市副市长时管过民政这一块，比较务实， 注重基层。在这方面，我也受到她的影响。

第三，公私分明，原则性强。我们到雷先生家里，就是谈学习和工作，雷先生跟我们就是师生关系、工作关系。我们当学生的，一次都没坐过她的车，她也没留过我们吃一次饭。她做事严谨，讲原则，一板一眼。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十五周年系庆时，我们系里订购了一批印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字样的衬衫， 送给同学、教师和系友作纪念，每件也就 10 块钱。雷先生在全国人大有个姓高的秘书，还有个司机。我们一次去他家里请教问题，顺便带去了几件衬衫。她说：我留下我一件，我是北大老师；给秘书一件，因为一些与北大的联系是她帮忙做的，其他的你们拿回去，因为别人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没关系。我们说还是留下一两件吧，她不同意。你看，就这么几块钱的东西，她就一码是一码，十分明白。反过来她出钱在社会学系、国际政治系建立了严景耀奖学金。现在我对学生就这样，我不能沾学生的东西。当然，学生要让我帮忙我也是有原则的。雷先生是一个十分讲原则的人。杨善华比我硕士生晚两年，他是 1984 级的，但他后来他读了雷先生的博士，跟雷先生学术交往更多。他也特别感慨雷先生的为人做事。三年的研究生学习，雷洁琼教授作为导师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很大，我也得到了费孝通教授的真传，袁方教授既是系主任，又给我们上课，严格要求我们。经过这三年，我的人生道路、学术方向、治学风格基本确立下来，开始真正走上学术之路。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中的家族关系，题目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家族的影响》。1983 年，中央在全国农村大力推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我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北大放暑假时， 我回家，正赶上生产队“分地”，我代表我们家抓阄分得承包地和部分农具。后来，我又在寒暑假期间与全家一起，参加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我亲自参与和目睹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家庭之间关系的变化，集体经济的解体，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在学校里，费先生给我们讲了一学期的《生育制度》，自然离不开对《乡土中国》的分析。我觉得这一切离我很近， 所以决定研究农村社会学，雷先生同意了我的想法。我的调查思路她同意了，调查问卷也审过了，她还是嘱咐我了解可靠的具体事实，掌握资料。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问题是挺新的，一受雷先生影响，二受费先生影响。我看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过程中家族的作用，可以说是家族的复兴，这也是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但是我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我发现在家庭承包后，家族内部的关系是增强了，但是也有亲兄弟之间不合作的现象。非家族之间的关系有的也在加强，是利益以上的合作。亲情与利益关系同时在家族之间是否亲密合作中发挥作用，而且它还受到以往共事和关系的影响。我想说，现实与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没直接说出这句话。

2008 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建系 20 年纪念会，同时召开学术研讨会， 我也应邀出席并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研究》 ，提出“共事结构”的概念。这是我在 20 年中不断思考的理论点，最后凝成的概念。我同分在一组的林南老师、翟学伟讨论中国人的关系特征。遗憾的是，那次会议交流讨论的时间比较短，各自介绍完自己的观点后没有深入讨论。但是，我一直想对现实中的“差序格局”做一些具体说明甚至补充。形成这种观点的事实基础是我在做调查时和以后观察到的事实。

那时候我对我们村逐户的经济合作情况做过了解和“聚类分析”，发现比较重要固定的农户间经济合作有好几例不是同一家族的。同一家族内部的合作是优先考虑的，但是同一家族内部未必就会形成合作关系，也不是说亲兄弟就会合作。

我们村有弟兄两个因为家庭承包动手打了起来，这怎么解释？有血缘关系、亲情是容易合作，但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法则，很多事情有其深刻背景。所以我在南京大学的研讨会上讲“共事结构”，甚至我认为“共事结构”可以成为社会学解释合作现象的一个历时性的关系性概念，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中低层”理论的概念。我还想就此再写文章。大家在一块共事，共事的过程可能就决定了你以后是否还与对方继续合作。共事的历史经验会影响到今天你在做的事情，共事可能是生产也可能是生活，也可能是共同做其他的事情。以往的社会学研究静态结构的多，研究历时性影响的不够多。最近几年，时间社会学、过程社会学的东西多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从共事状态、共事关系及其影响的角度研究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是很有意义的。

五、创建北大社会工作专业

1985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再次留校，后来不知不觉进了社会工作这个领域。从社会学进到社会工作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时势所致。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势呢？我国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是从 1986 年开始的，五年计划的名称也由以往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对社会学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当时教育也要改革，要设置面向实际的新专业。1985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社会学学科发展座谈会时，雷洁琼、袁方等希望能增设社会工作专业。后来，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多方、多轮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增设“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1988 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后来我被裹进来。

1988 年之前我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当时有一个会叫马甸会议②， 这是民政部想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寻求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支持的论证会。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是知识分子出身，他想把民政工作队伍专业化。因为民政系统有许多是退伍军人，他们吃苦、干事可以，但是不符合当时中央所说的干部要专业化的要求。崔部长等认为，民政工作专业化，就要向社会工作靠拢。所以， 民政部要办社会工作教育。由于民政部不可能开办普通高等教育，所以民政部最后决定支持北京大学为他们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据说，雷先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想到，北京大学开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和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责任落到我头上。为什么呢？这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1985 年我再次留校，1986 年底系领导换班子，以袁先生为创系系主任的第一届领导班子到了任期，不知为什么，把我选进了系领导班子，做副系主任，分工管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新系主任是潘光旦的女儿、费孝通教授的学术秘书潘乃谷老师，另一位副系主任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美学习社会学和人口学之后回国的顾宝昌博士，他主管本科生教学和外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建立之初，工作很多。过不多长时间，顾宝昌辞职去联合国工作，没有人接他的工作，本科教学又落到我头上。为了办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系里成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教研室，我兼任负责人。就这样，我“不知不觉”、未做选择地进入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风雨几十年，燕园到处留下了王思斌的自行车辙

1988 年 12 月我们召开了北大有史以来、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第一次社会工作教育国际研讨会，亚太地区的很多社会工作专家和学者参加，美国也来了很多人。我没有论文，我不懂社会工作，只是办会务。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有逻辑吗？也有不少人问我，你怎么去了社会工作？现实的回答是：这不是我的有意选择，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雷先生、袁先生把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的事情做成了， 但他们又不可能从事教学和管理，你说我这当学生的怎么办？原本与我无关的， 后来成了我的事，是“时势”使然吧。

我国大陆地区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消息马上传播开来，包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境外社会工作同人对我们给予了积极支持。办社会工作专业总要懂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知识，除了到香港地区访问外，有一个机会，让我集中学习了一些社会工作的知识，也拉近了我与社会工作的距离，这就是 1989 年 9 月，国际社会工作学校联盟、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印度孟买的塔塔研究院开办的亚太区社会工作教师的一个培训班，培训的内容是“社会计划”，时间 20 天。因为我1985 年留校后教过“社会发展计划”这门课，所有系里就派我和另一位年轻老师去参加这次培训班。我的英语不好，同行的年轻老师帮助我理解。通过 20 天的培训，我发现“社会计划”与社会学的农村社区、贫困问题、社会规划等知识很相近，差别之处主要是社会工作的“社会计划”要操作、做实务。这次培训让我心里有了一点底，我可以在相对宏观的层面参加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建设。多年来， 我在社会工作专业一直教“社会行政”这门课，在科研上也能把社会工作的宏观部分与社会学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与希望工程基金会合作

2008 年 9 月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前排左 9 为王思斌）

后来很多人问我：你是怎样从社会学转到社会工作的，你是怎么下定决心过来的。我说我没下决心，工作需要了，我不能不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两个本科专业：一个社会学，一个社会工作。社会学这边有很多老师，社会工作则要从头开始，系里动员了一些年轻老师到社会工作这边，我算召集人。我是从社会学转到了社会工作专业了么？说实在的，我至今对社会工作比较实务的知识、课程（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都不甚了了，或一知半解，但是我了解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做法。

后来，有一次我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一块去南开大学参加博士生答辩。路上说起学术发展来，他带有疑问地问我：你带领发展了社会工作专业，你做的研究是社会工作吗？我看你写的就是社会学的东西。我说，你说对了。社会工作天天做实务，我做不到，没那个时间，所以我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社会工作的东西。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差别，一方面是实务问题，另一方面是理论高度问题。很多社会工作领域的人，熟练于社会工作实务，但是理论总结上不来， 理论高度不够。我学过哲学、社会学，在系领导、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指委工作， 了解一些中观、宏观上的学科发展问题，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需要探索发展方向，这使我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写的有关社会工作的文章，就是想阐明中国的社会工作要往哪里走，该怎么办，这是大格局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哲学、社会学的理论站位、视野要更宽一些。所以，我没离开社会学这一行。

这么多年下来，我对社会工作也有了感情和认同，它比较务实，能帮助贫弱群体解决一点实际问题，这是一个有追求、有实践、讲良心的实践性学科。至于我与社会工作结缘，我在《我与社会工作的缘分》那篇短文里说过：家风的影响和人性的根基，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我的教学行政方面的际遇，还有我所学的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高度亲和性，使我进入社会工作而没觉得有任何困难。至于我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社会工作，那只有靠行家们去评价。可能，我一直在社会学、社会工作的交叉地带游弋着，我可以做“纯”社会学的研究，也可以做一点有较多社会工作味道的研究，近20 年来我还进入社会政策领域，做一些分析和倡导性的研究和工作。我觉得，我的学术实践没有离开社会学，我认为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学术领域是从传统社会学往外多走了一步。我总记得，在南开班，林南老师开讲座，介绍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新趋势，有一次讲的是“社会学与公共卫生和健康”，我现在做的社会工作研究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们的基本生活，与林老师讲的是合拍的。

为了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能尽快立起来，我尽量拿出时间在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的建设上做工作。社会工作重建之初，一些知名的社会学者不愿移步进入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界多是转行过来的和一些年轻人，社会工作的学术共同体迟迟建立不起来，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及其推进充满困难，为此我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推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我尽量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引入社会工作领域，并结合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实践进行阐述。在这方面，《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和《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是花了时间和精力的，在概念和理论上也试图创新。这种努力在我撰写的《中国社会福利的内卷化及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等文章中也有表现。我希望我国的社会工作研究能跟上社会学研究。

在发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既不拘泥于国外社会工作的已有理论，又不简单地排斥国际经验，而是立足我国实际，着眼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我的基本的学科建设思路。建构社会工作体系是一项重要任务，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有责任在理论上对此作出说明。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发展社会工作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我撰写了《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④等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表明了我的一贯思想。我还想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促进我国的社会发展，为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社会政策与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如何将社会工作用于“服务型治理”。

可以说，30 年来我在社会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与政府等多方合作实际推动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做出理论论证。当然，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社会工作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2016 年王思斌（中）与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学院

Neil B. Guterman 院长（左一）在北京大学讨论合作事宜

我在北大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这与社会学南开班打下的底子直接相关。我们要接着老先生打下的底子去做。袁方先生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创立和发展呕心沥血，又把两个菩萨( 两个菩萨指先后加盟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雷洁琼先生和费孝通先生。)请来，接下来我们就不能把这个事情撂下来。不管或者做得不好，我们要把老先生开创的事业继承发展下去， 尽最大努力。有的时候，轮着你去做的事情，你就得去做。大家知道，1988 年国家教委批准三个学校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后来因为“六四”的事情，几个老师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招生很晚，但是一些非重点大学相继办起了社会工作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就要挑起担子、往前走。所以，在我国的社会工作课程体系建设、人才培养规格方面，北京大学是做出了贡献的。1994 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有责任、也有能力挑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的责任。我在其中做了一些工作，不是我做出了什么贡献，是北京大学的地位使我去做应该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社会学界、社会工作界的团结和相互支持促进着学科发展。宋林飞教授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保留做了重要工作。郑杭生教授领导的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指委大力支持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我也是教指委副主任，更多是负责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我们建立了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体系，建立了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专业共同体。2009 年，我国又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MSW）培养项目，社会工作教育和人才培养走上一个新高度。2009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 我任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副部长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到现在， 全国有 350 多家大学设有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50 多所大学被授权培养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我觉得自己在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事业进一步发展方面责任重大。虽然现在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中央和社会越来越认可社会工作在国计民生方面的作用。北京大学在其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在其中也尽了力。

六、科学主义与实质主义

近些年来，我们这些开办社会学、社会工作比较早的学校和我们那帮人都比较着重社会学的规范性和社会学的本土化方面的工作，把老一代的传统接过来， 然后落地、解决问题，并促进学科发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这方面开始得比较早。1980 年代末，我们创系的老一辈学者基本上退到二线，系里就形成一个差不多是以中青年为主的团队，有孙立平、王汉生、杨善华、林彬和我等人，谢立中、张静后来也加入。1985 年费先生的学术研究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迁到北京大学， 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所参与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培养。系所合作使得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师资队伍比较整齐，学术力量较强。

当时系里对学科建设抓得很紧，中青年教师很有创业意识，在学术上比较抱团，一是跟踪国际社会学的发展前沿，二是结合实际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做出说明。有说服力的是我们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合写的一篇文章——《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迀》，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这是以孙立平为首的研究小组经过半年多持续的集体讨论，几易其稿，细致打磨而成的一篇有理论高度、解释我国社会变迁的文章，也得到了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可，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学系的发展需要一批人的协同努力。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更具体的学术方向，但是还要能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学系的学术发展方向，表现该学系的学术重点。同时，集体协作也不会影响每位教师学术专长的发挥。

再举个例子，90 年代中期，孙立平老师就带了一批研究生做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孙立平的学术思路比较宽、也比较新，带着一批研究生（包括李猛、李康、应星等）读法国年鉴学派的东西，在国内较早宣传、介绍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要想建立中国实践社会学的学术团队。其他老师也围绕自己的学术方向组织学术讨论，整个系里的学术气氛很好。系里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因为大家都是差不多时间过来的，也没有说谁低谁高，学术空间又比较宽广，有施展的空间。我认为，到建系 15 年左右的时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方向和基本框架基本确立，我们既承接了老一代创系的传统，也有了新的开拓。在建系之初， 袁方教授一再强调三点：第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发展要联系实际，回答实际提出的问题，同时要重视理论研究；第二，社会学系的发展要重视社会调查研究， 他认为这是北大社会学系的“看家本领”，也是社会学毕业生的“饭碗”；第三，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要与政府部门密切联系，了解政策，研究政策。袁先生的建系方针我们一直在遵循，社会学系以中青年为主的教师队伍的形成也支持实践了袁先生的建系方针。

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是，社会工作专业怎样跟上社会学专业发展的步伐，使二者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这是一道难题，因为在社会学领域已有不少成就的教师不想到社会工作这边来。我在系里做副系主任、代理系主任、系主任多年，有与雷先生的师生关系在，又有袁先生的督促，所以我只能把时间更多地用于社会工作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这方面，境外特别是香港方面社会工作教育同行的支持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通过争取基金会支持，让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出去参加国际会议、访问和进修。受双方合作队伍结构的影响，我带队出去访问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看他们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吸取经验教训，回来建设符合国情、也符合北京大学要求的社会工作专业。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工作专业的对外交流比较活跃，我也被纳入其中。后来，有些老师认为我花在社会工作上的时间多了，有的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系“快成为社会工作系了”。对此我深深地理解，也感谢老师们的宽容。实际上，那时候我花在社会工作上的时间是比较多，因为我不花时间这个专业就会塌一块。说实在的，在北京大学发展社会工作很不容易，它要与北大的定位相吻合，也不是说能做实务就可以。北大校方明确地说，应用学科要在理论和创造知识上有所贡献。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压力：社会工作作为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与社会学相比要偏重实践和实务，这就会影响学术研究。北大的社会工作既要有实践、重视专业实务，也要理论研究。而我们的教师最初主要是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转过来的，要做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有很大挑战。为了能让社会工作专业站起来，与社会学专业协同发展， 所以我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分配给社会工作学科，但是我的社会学研究一直没有停。在这里，我好像遵循了雷先生的一个判断：“社会工作就是应用社会学”。在我的思想中，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不分家，当然今天看来这种认识并不一定“专业”。

正是由于这种努力，所以在北大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与社会工作专业基本上是平等的，社会学人类学所与社会学系合并后，人类学与社会学、社会工作也是平等的，没有出现学科之间的互相矛盾和争吵。我认为，社会学系是分专业的， 但是各个专业又是互相联系和支持的，是互相整合的。在这点上，我们秉承了蔡元培老校长的“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用很窄的思路去看自己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家有一个共识，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在学生培养上，我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以至搞得学生都“怕我”。实际上，我无非是说学生要认真读书、要写文章、做好论文。因为平时我很少跟学生开玩笑，系务工作多，我个人的时间又有限，所以很少跟学生坐下来聊天、聊他们的生活，一见面就问学习和学术。学生可能认为我要求高，虽然学习比较努力，但还是怕我追问，这就成了我“厉害”的印象。我敢说我对教学和培养学生有很强的责任心。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学系的第一门专业课——“社会学概论” 一直由我担任，直到快退休。这门课我一个人承担，没有耽误过一次课。我认为要给学生打好基础，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大的学生。建系以来，教授上本科生的基础课就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不成文的传统，这也得到学生的好评。

我带研究生，对学生的研究方向没有限制，只要学生自己有兴趣，能拿到资料，我就支持。我指导学生读书，帮助搭建论文框架，指导学生写作，还可以帮助学生提炼论文的核心概念。但是有一个方面，我可能做得不够，即没有给学生提供与我一起做课题、出论文的机会。原因是我后来承担的研究课题多数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道路有关，这是在宏观上看待和分析我国社会工作的走向，是前沿性、前瞻性、政策倡导性的研究，而不是一般的经验研究。由于我差不多站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沿，又了解政府部门、学术群体的一些发展社会工作的看法，所以我知道问题在哪里，焦点在何处，应该怎么办，这样我写的学术论文有针对性和一定前瞻性。但是我的学生却没有这个条件和这个高度，我又很难把这些看法和资料反过来变为学生调研、分析的东西，所以就难以用进课题、写论文的方式指导学生。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我的学生说我带研究生的方式是“散养”。他们习惯了，也会有创造性，出成果。这就是“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我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组织研究， 我的学生们的论文研究方向也是比较多样化的，我们没有把研究方向细化到较窄的范围，也没有形成门派的理论。前几年，受其他老师的启发，我试图组织我的在大学当教师的学生们，看可不可能集中做一点研究、出点能凝聚大家学术的成果，后来发现，我的学生们已经各有自己的小研究领域，他们已经各自放飞了， 这也使得我的集中出成果的想法未能成功。我没有失落感，而是觉得我的学生在进步。

关于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看法，国内已经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2018 年， 谢宇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好像中国的本土化概念都是假的、伪命题。他的文章引发了争论。说实在的，我不认同他的观点：怎么用量化的方法得出的看法（包括证明常识的研究）就是科学的，定性研究（包括对重要问题的重要判断）就不是科学的？我不反对实证方法，并确认为它是科学的方法， 但是能阐明当前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是科学的。实际上，从前国内社会学界在方法上没有这么多争论：是定量研究好还是定性研究好？我们说的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前几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关于方法的书，是风笑天教授组织翻译的书，有一本是讲定性定量结合的混合方法，这是对的。但我觉得“混合方法”这个说法不一定最好。为什么呢？袁方教授在创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很重视方法，重视定量研究，以至于说社会调查研究是社会学的“饭碗”。他是西南联大时期陈达教授的学生和嫡传弟子，他常常举陈达教授的说法来教导我们：没有数据不要说话，有十分资料只能说九分话。他讲定量，讲实证， 但是他对费孝通教授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也很赞成。费先生很少用统计数据，但他的观点一针见血，揭示事物的实质。就像“差序格局”概念一样，一语道出了问题的本质。这几年有几篇文章说费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缺乏科学性”，我认为用纯实证主义的方法视角批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问题的本质性见解，是一种学术上的偏狭，虽然那些提出批评的学者在学术上也是真诚的。回过头来， 当时袁先生就说我们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很多国内培养出来的社会学者是受得这种训练。因此，所谓“混合”也不是什么新概念。

现在，在我国社会工作领域，也开始出现重视科学研究的新发展动向。引进了几种新的研究方法：循证研究、干预研究和行动研究。循证研究是在医学里面发展起来的，即看治疗有效还是没效，要有证据、证据为本，这是定量的。社会工作服务的效果也要以证据为本。干预研究基本上是实验研究，找准问题进行有序干预，进行 AB 组测量，然后通过对比看干预效果。据说在美国，定量的论文比较好发表，社会工作只有用数据才能证明自己的效能，所以这两个方法比较盛行。还有一种研究方法是行动研究，不强调定量，而强调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共同参与、赋权和共同发展。这是符合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研究方法， 也独树一帜，但是我们很难说行动研究是不科学的。

王思斌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

说到我自己，进入社会学领域，在南开班学是林南教授的定量方法，我也很认同。1983 年 10 月，我就与曹建民合作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对北京大学新入学的 1983 级本科生进行类型-分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以《他们将从这里起步-北京大学新生调查》为题，发表在《青年研究》1984 年第 6 期上。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全部资料来自于我 1984 年在我的家乡——河北省交河县几个村庄所做的问卷调查、访谈和观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观点与我对农村变迁的直觉高度一致。实际上，当时是我有了对农村变化的初步认识之后才决定做问卷调查的，问卷资料支持和丰富了我的看法。所以这里是实证方法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在论文的观点上基本上是质性在主导，在对观点的支持上数据资料发挥着重要作用。前者是实质主义的，后者是科学主义的。多年来，我一直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我不擅长在大量数据中去提炼命题和观点，而习惯于先有了对事物的基本认识，然后再用更多资料来验证。我觉得这样能使研究有观点， 也有科学的资料支持。在这方面，生活经验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力对于一项研究的成功是有决定意义的，当然科学方法和资料的支持也很重要。这里反映了我既受实证方法的影响，也受定性研究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现在我所做的社会工作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经过观察、访谈和有代表性的案例分析，我知道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有初步“概括”，接着可能会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去印证这种看法并将之细化，加深对原初“概括”的确认或修正。由于我现在研究的多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趋势性问题，所以，实质主义的取向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但我不排斥实证的科学主义。

定量研究是在多样性里边找到一个相对突出的东西，定性研究则要看清楚一件事情的本质，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在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已经很精细，研究者要找很微妙的关系，需要创新，可以深化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大问题太多了，对重大问题的理解和判断不是从一个定量研究所能得出的，而多是靠定性判断。当然这不是说，在社会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定量研究不重要。实际上，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部门，对数据的要求都很迫切，要用数据说话，尤其是现在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但是， 对社会转型中的基本特点的定性认识同样重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对之有深刻的感觉、有判断力。希望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工作研究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向上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