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年11月，经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同意，金融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进入筹备阶段。回忆筹委会山西会议，学界非常重视金融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的建设工作。协会领导关信平教授、马凤芝教授、彭华民教授等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现场与会人员也远远超出了原计划人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受影响家庭的生计与财务问题、企业复工问题、一线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问题等都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从昨天开始，人们更加关注联防联控机制如何落到实处并充分发挥绩效。这让我想起了去年下半年接待来我院讲学的尤努斯银行专家。他说，穷人银行是化解社会风险与危机的重要载体。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金融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召集人中央财经大学李国武教授和方舒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蒋国河教授，以及近年来一直关注金融社会学的刘长喜副教授撰文谈“防疫与金融社会工作”。
到今天，推文已经是第六组了。这六组文章，是社会工作教育界齐心协力抗疫的结果。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感谢兄弟院校同仁的大力支持！
尹忠海
2020年2月12日
本期主题
金融社会工作与防疫：加快建设好的金融社会
阅读目录
李国武、方舒，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金融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蒋国河，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善治促善业：公益基金会专业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刘长喜，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加快建设“好的金融社会”，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金融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
李国武,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方舒,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近两个月，是一场令万众揪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给人们的健康、生活、工作和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从金融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来看，抗击疫情需要关注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财务和金融维度，分门别类地做好不同人群在抗击疫情特殊时期的生计救助、社会福利和金融保护。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需重点关注三类人群的金融福祉
现代性在带给人们丰裕生活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带来各种风险，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高度集聚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特征，与疫情爆发扩散关系甚大。从一系列分析报道看，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扩散恰逢“春运”，意味着数亿人口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转换、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区域流动、从工作状态到“度假状态”的生活方式变动。可以说，此次疫情是由病毒爆发引起的具有高度社会风险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应急响应、防控救治和社会治理带来很大挑战。这类风险事件具有“小概率与大后果”的特征，所谓小概率就是发生的概率很小且事先难以预测，所谓大后果就是波及的人群规模非常大、影响的范围方面非常广。
金融社会工作主要关心的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给各类人群特别是弱势人群带来的财务和金融影响。我们认为，在这次疫情的防控及其后续工作中有三类人群的生计救助、社会福利和金融保护尤其值得社会工作者关注。第一类是遭遇病毒感染的个人及其家庭，特别是经济困难家庭。对这些个人和家庭来说，可能会出现疾病治疗后续支出、因疾病引起的工作和收入中断，以及伤亡后的生活保障困难等财务危机。第二类是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医务人员。他们面临着工作任务重、感染风险高、心理压力大等困难，不仅需要心理疏导和精神关慰，也需要福利保障和经济激励。第三类是因推迟复工而使收入和生计受到影响的职工，特别是经济困难职工。延迟复工会影响到员工的工资待遇、工作稳定，进而会影响到收入和生计，收入的长时间中断可能会导致某些人陷入财务危机和生活困顿。
二、金融社会工作介入公共卫生事件的两条路径
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打破了公众正常的心理、生活和社会秩序，使个人生活和社会系统一下子陷入非常规状态。相应地，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从失范状态走向有序状态需要风险治理。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福利性社会行动，能运用其专业手法积极有效地介入突发事件的防治，发挥事后恢复、事中引导和事前预防的功能。同时，社会工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介入还可产生积极预防、责任伦理和风险理性等深层次价值，为风险治理带来新的理念。
金融社会工作是应对突发公共风险事件的专业策略之一，是从财务和金融维度思考如何抗击疫情以及后疫情时期社会生活如何重建的重要视角。从财务和金融维度看，风险社会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导致一些人群收入来源中断、就业机会丧失、偿还信贷无力、工资福利受损等一系列后果。金融社会工作遵循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以金融能力为理论基础，力图从微观个人金融素养和宏观金融服务机会两个层面，关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金融脆弱性，对收入创造与维持、资产积累、消费（信用）管理和金融保护等领域进行干预，进而增进人们的金融福祉。涉及的金融脆弱性和金融社会工作服务主要包含：针对收入不稳定者的就业指导和培训，针对财富不安全者的预防金融诈骗，针对急难无所应者的社会救助与应急保障，针对消费无节制者的信用管理与财务规划，针对发展无支持者的脱贫与反贫困干预，等等。金融福祉包括有效控制日常财务开支、有能力消化财务上的震动、有计划地实现金融目标及选择美好生活的金融自由等方面。
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金融社会工作可以从直接服务和政策倡导两个方面来介入。直接服务就是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对于因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人群以及防止人们因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陷入财务困境提供服务，包括动员和组织慈善捐赠、开展应急保障和社会救助、提供信用管理与财务规划咨询服务等。政策倡导就是围绕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在医疗、失业、工伤和救助等方面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保护突发事件导致的财务脆弱人群的金融福祉。
三、时间、公平、需要三个维度的金融社会工作建议
从金融社会工作角度来看，处在疫情中的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的不幸感染病毒的人员、延迟复工的职工正在遭遇个人和家庭经济上的巨大波动、收入变得异常不稳定以及在急难状态下无所支持等情况，这些人群面临的财务危机和生活困境需要社会性的支持系统。同时，身处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政府公务员、新闻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各类工作人员在应急工作状态下付出了远比常规工作状态下更大的努力、遭遇着更大的感染和健康风险，他们的待遇和福利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
为此我们看到，政府宣布所有病例免费治疗，为病患及其家庭“兜底”；银行等金融机构宣布延期房贷、车贷等借贷的还款时限并延展到期定期储蓄利率不变至3月31日；各地政府为工厂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减免租金、税金等多样化财税金融优惠措施；各地政府纷纷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延期复工期间保障职工的工资待遇和稳定劳动关系的政策指导；相关部委出台举措，要求为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和绩效工资、开通医务人员工伤认定绿色通道、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乃至于无数的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的捐款捐物，汇入全民抗“疫”的善意洪流。凡此种种，都是党和政府、社会公众从不同角度对疫情特殊阶段不同人群面临的收入、财务和福利问题的有效应对举措。
然而，结合金融社会工作的思路，此次抗击疫情也能为政府、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带来众多的思考，大体来说可以包含时间维度、公平维度、需要维度三个层面。从时间维度来说，金融社会工作提倡积极预防理念，在个体和家庭层面上，要提升个人的风险意识与金融能力，鼓励人们从日常财务中积极进行应急储蓄，建立个人应急账户；在社会层面上，要拓宽资金来源，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和专门化的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公益基金会。从公平维度来说，社会工作致力于树立“风险即是可能损失”的伦理，积极倡导政府在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中融入应急援助的内容，尤其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一线工作人员制定制度化的专门福利保障政策。从需要维度来说，对于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及其家属、处于生计和财务困境之中的人员，在突发疫情面前金融脆弱性更加突显、财物需求更加急迫，金融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于公益慈善渠道为其募集钱财、物资，与基层社区工作者联动，协助他们在摆脱疫情影响、走出当下困境中发挥应有作用。
善治促善业：公益基金会专业能力建设
亟待加强
蒋国河，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是一场“大考”。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7500家。在疫情爆发之前，部分慈善基金募而不捐的问题已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也因此广受公众关注。
应该说，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重大疫情，公益基金会尽心尽力，在全球范围内募集善款和物资运往湖北武汉和其他地区等重灾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9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98641.99万元。其中，接受资金77441.38万元，物资价值21200.61万元。截至2月3日12时，湖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疫情防控捐赠资金合计341346.88万元，共接收疫情防控捐赠物资合计696.78万件，其中已转赠并实际到货捐赠物资合计402.76万件。除了这两家大型的官办慈善基金会，其他一些基金会也积极响应，如韩红基金会筹款2.78亿元；截至2月10日20时30分，壹基金在水滴公益、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轻松公益等平台的爱心筹款共19450122.32元。截至2020年2月3日17:00，爱德基金会募集善款、物资共计36769526.96元（含承诺捐赠），等等。同时，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近年来兴起的一些社区基金会也积极参与到社区募捐、急需物质筹集和困难人群的救援当中来。公益基金会的这些行动对解决疫情防控燃眉之急功不可没，彰显着慈善组织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然而，公益基金会在这场世纪大考中依旧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总体来说，疫情爆发后，各大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捉襟见肘，难以让人满意，或者说未达到社会对公益基金会的期许。先是有寿光捐赠蔬菜的处置风波，接着出现的武汉红十字会口罩分配不公事件，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又一次重大的公信力危机；韩红基金会停止接受捐赠事件也受到社会关注，该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一度得到社会较高肯定，但由于接收善款数目庞大，超出了基金会处理能力，不得不暂停接受各方捐款。此外，面对武汉封城和各地的隔离政策，各基金会在驰援灾区的行动中普遍遇到抗疫物质运输不畅，缺乏有效渠道和办法。上述问题反映了相关公益基金会在面对重大的救灾行动和巨量的救灾款物的统筹管理上暴露出的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并导致“工作方式失效”（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语）。
公益基金会是慈善组织，本质上可视为专业社会工作或者说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公益基金会专业能力不足的表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务管理和物质调度的专业化能力不足。这是此次疫情中武汉红十字会等基金会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导致物流不畅，调拨不及时。管理者未更新知识和理念，仍贯守传统的统一管理、仓储和分配方式，未建立先进的应急调度系统，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尝试去中心化、数字化的现代调度、物流模式。相比武汉红十字会，“外援”九州通医药集团协助管理后，凭藉其专业的供应链、物流和分销能力，医疗物资到货至分配只花两个小时就可完成。同时，对慈善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来说，应坚持财物管理公开、透明的原则，在这方面，一些基金会也做得不够，账目不清，管理不善。
二是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专业伦理不到位。公益基金会的专业伦理可视为从事慈善组织工作应有的职业精神、价值观、使命感和道德感。公益基金会工作本质上是专业社会工作或金融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应该秉承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其核心是利他主义，关怀弱者，尊重、平等、接纳。此次疫情中，某些基金会出现在口罩等防护物质分配时，过多关怀民营医院和单位领导的现象，眼光向上看、向钱看（炫富的郭美美事件是典型），忘却了医护人员优先、弱者优先的基本伦理操守，是缺乏专业伦理操守和应有的道德感的鲜活表现。
三是面向民众的专业服务能力欠缺。公益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给人们的印象好像就是在运口罩、分口罩，只是一个负责收收发发的机构，甚至连分配都没有，也没有救援。口罩之外，公益基金会还能做些什么？值得深入反思。根据《慈善法》，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设立的根本目的是开展慈善活动、提供慈善服务。民政部因此成立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促进两者有效对接。在脱贫攻坚中，一些基金会已经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的做法，开始加强与基层对接，实现精准帮扶。但在抗疫中，大水漫灌的现象仍然存在。针对红十字会的问题，王振耀尖锐地指出，如果就是一个物资捐赠的接收站点，那还叫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应该恢复法律赋予它的主动援助和救助的职能和职责，而对于疫区人员的救援，尤其需要专业化的志愿服务能力。其他公益基金会也是如此，并且更是迫切需要拓宽专业服务能力。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文，强调对应急防控物资国务院实施统一管理、统一调拨，这就意味着应急防控物资将由政府来保障供应，因此慈善组织即便筹到资金，也将采购不到应急防控物资，无法按照募捐方案实施公益项目。疫情之下，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需要找到与自身宗旨和使命相关的方向，拓展公益服务项目，比如赋能医护人员或关怀医护人员家庭，让医护人员没有“后顾之忧”；关怀因疫情生活更加困难的群体，诸如贫困人群，有病患、孕妇的家庭，残疾人家庭，监护人被隔离的孩子、子女被隔离的老人及罕见病患者等，都会面临生活和医疗方面的困难，亟待关心和救助；或者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这些都有助于向民众传递爱与温暖，凝聚人心，赋能民众，解决社会问题。
四是合作赋能的专业能力和体系建设不足。《慈善法》明确，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服务，可以自己提供或者招募志愿者提供，也可以委托有服务专长的其他组织提供。就公益基金会而言，可以协同其他社会组织力量，组建大的社会力量的联盟，建立直达社区的组织体系和联动机制，从而在疫情中，能够与扎根基层、社区的社工机构、社区组织、志愿者队伍密切合作开展应急救援救助服务，实现合作赋能。但目前，多数公益基金会未发展起与基层社区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队伍等的紧密联系以及与社区基金会跨组织间的联动机制，形成对重大疫情的群防群治。应该说，公益基金会重视合作能力和共谋发展。2008年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公益元年”，在汶川地震灾后救援中，中国的公益组织开启了合作救灾模式，但这种合作更多的是基金会的行业内合作、基金会与政府的合作，基金会与商界的合作，而缺乏与扎根社区的专业力量和志愿者队伍的合作，导致在由于政府管控物质、社区普遍封闭等因素导致的传统纽带切断后，公益基金会只能游离在社区之外，未能发挥有效的救助作用。
针对上述不足，后疫情时代，公益基金会应该励精图治，改善治理，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以善治助推“善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专业建设： 一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伦理教育，巩固专业伦理和使命感、道德感；二是加强具有复合型特点的金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既懂财务、管理又懂社会工作的新型基金会管理人才，提升专业管理与服务能力；三是加强应急志愿服务能力培训，提升面向基层民众的应急救援、危机干预和资源链接等专业服务能力；四是加强和发展社区基金会，密切与专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队伍的合作，延伸扎根社区的服务体系、发展合作赋能，从而既知道如何与政府、企业良性互动，也能真正扎根社会和基层社区，有效整合资源，参与到社区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当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加快建设“好的金融社会”，
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刘长喜，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但影响社会生活，而且对经济也产生重大影响，对原本负重前行的经济增长增添变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要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体现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部分行业（旅游、酒店、餐饮、娱乐等）营收直线下降以及企业复工困难，间接影响是对前景悲观预期带来的消费不足以及企业投资信心不足。近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对企业支持的财政政策及系列帮扶措施。面临重大疫情危机，除了政府作为主要行动者帮扶企业外，社会层面也应行动起来，协调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下面主要从金融社会学和金融社会工作的视角分析如何运用金融手段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重心转向金融部门的基本趋势大约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福斯特，2007；Cetina & Preda，2013）。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化。其后，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体系发生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这三大变化，其中金融化是主导力量（福斯特，2007）。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特征越来越显著。金融化进程也使得社会学界、社会工作界不得不思考学科建设的边界。如《金融社会学手册》被译为中文、金融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进入筹备阶段等事实表明，这种思考在国内已经转化为重要的行动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的金融化进程不断加快。金融化日益成为我国经济活动的重心。我国金融化程度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测量：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1978年至2017年，M2/GDP的比重从0.32升至2.08。其二，从金融市场规模与GDP的比重来看，自1998年至2017年，该比重从2.04上升到9.21。其三，从行业利润率来看，金融业利润率远超制造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16次发布的“2017中国企业500强名单”显示，“中国最赚钱企业前十”榜单中，排名前六位的均是银行，包括工、建、农、中、交五大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这6家银行以超过1万亿元的总利润，占500强总利润的超过36.6％。同样有着中国企业500强光环的其他245家制造业企业总利润仅相当于6家银行利润的一半。其四，从家庭资产构成来看，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财富中的房地产规模约为325.6万亿元人民币，占居民总资产的70%，而金融资产规模约139.5万亿元人民币，占比30%（海通证券研究所，2019）。由此可以看出，金融逐渐成为经济社会的中枢系统，从金融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国可以称之为“金融社会”。这是继工业社会之后，社会整体伴随信息社会而形成的一种新社会形态。金融社会的形成不但意味着金融是经济社会的重心，而且也意味着从金融着手进行社会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路径。
金融社会有好的金融社会也有坏的金融社会。在金融社会中，金融的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价值转换的特殊作用机制会被放大，进而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金融主导的财富分配机制中，谁将获得更多和谁将失去更多取决于金融体系所处的政治社会结构而不是经济体系本身。好的金融社会与坏的金融社会有两大区别：其一，好的金融社会主张共享而不是攫取。其二，好的金融社会主张赋能而非限制。近年来，金融社会工作逐渐引起学术界、社会工作届以及金融界的重视。金融社会工作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为构建“好的金融社会”而努力。
国务院推出联防联控机制，意味着构建好的金融社会有利于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复苏更好更快，更有活力，更有信心。面对疫情冲击，政府采取了系列财政支持和金融帮扶措施。金融系统也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整体而言，财政支持政策较为系统和完善，而金融帮扶措施显得缺乏系统性。其主要原因在于还是就事论事地支持和帮扶，缺乏从建设“好的金融社会”的高度推出系列举措。金融社会工作是一支建设好的金融社会的重要力量（并非唯一力量）。目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危机之际，有必要呼吁加快推进好的金融社会建设，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实现经济持续复苏和增长。
第一，坚持共享的原则，推出系列帮扶企业和家庭的金融举措。在坏的金融社会，金融机构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在好的金融社会，金融机构不但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金融系统偏好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社会工作应该发挥作用。
第二，以赋能为目标，真正实现“助人自助”的金融帮扶举措。面对疫情的影响，许多企业和家庭都面金融压力甚至金融困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融帮扶不仅仅是直接给企业或者家庭低息甚至免息贷款，而是以金融赋能的方式让这些企业和家庭走出困境。近年来，许多金融机构响应国家号召，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赋能。一些金融机构为了完成任务，降低标准，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从好的金融社会来看，金融赋能的被赋能者要加强意愿和能力，不能让这些企业形成依附关系。对家庭而言，金融赋能更是大有可为。在金融社会，许多家庭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金融能力和金融资源，甚至被金融排斥。面临疫情冲击，金融社会工作应该在家庭层面加大金融赋能的工作，帮助更多的家庭利用金融更快地走出困境。
第三，大力发展金融社会企业和培育一批优秀的金融社会企业家。金融社会企业是指运用金融企业的方式实现社会目标和公共利益。优秀的金融社会企业家就是一名杰出的金融社会工作者。在疫情爆发期间，我们看到许多企业投入到疫情防控的潮流之中。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比较突出的金融社会企业，但是启示我们，用社会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价值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金融社会企业，把金融社会工作者培育成为优秀的金融社会企业家。
第四，大力培养金融社会工作者是建设好的金融社会的重要基础。一个好的金融社会离不开优秀的金融社会工作人才。如前所述，现在学术界、社会工作届和金融界都认识到金融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当前金融社会工作人才急缺。部分高校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刚刚起步。金融社会工作的定位、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职业化路径的明确都有待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