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战略之一，是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深山、荒漠化、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优先安排位于地震活跃带及受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威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历史上，出于逃避战乱或是逃避中央王权统治的考虑，部分少数民族久居深山。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虽有提高，但不显著。而今按照政策要求，他们多数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随着居住空间的改变，他们的生计结构、社会交往、文化传播等也进入了一个复杂而激烈的社会过程。从不少地方的实践来看，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摆脱贫困局面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所谓的“文化扶贫”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僵局。在此意义上，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成为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研究议题。

虽然文化保育偏重保护、涵育，而活化传承更多的涉及文化的激活与传递，但两者在根本上都聚焦的是一个社会如何以某种方式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和生活方式坚持下去，尤其是要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条件。从既有经验来看，儿童是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的首选对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也对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提出更为具体的安排。如果说产业、技术的转移和创新旨在推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行进在脱贫攻坚路上的社会工作力量特别强调的是以专业服务致力于实践型精准扶贫，进而促进当地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因此，社会工作有责任与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儿童、老年人共同开展社区文化保育和活化传承，推动当地文化的适应性发展。

（一）作为社会文化转型的易地扶贫搬迁

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精准扶贫以科层制和项目制为基础，上下联动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离开“落后”“传统”社会，迈入“进步”“现代”社会。就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而言，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对象需要摆脱包括居住格局、社会关系甚至语言在内的传统文化符号及其孕育的生计发展方式。但这一逻辑却遭到了一系列的挑战，由此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场文化遭遇。易地扶贫搬迁涉及物理空间的改变，同时发生的还有不同文化的碰撞，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产生了文化适应的问题。个中原因在于，原有时空情境规训而来的技艺与生活规则，并没有在新的文化体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再加上易地扶贫搬迁的瞬时性，碰撞之下，容易产生问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文化转型过程。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所依存的传统生计方式、社会认知及文化观念在易地扶贫搬迁中需要同时面对离土和离乡的挑战。从“离土”的角度看，他们要与传统生计方式割裂，新的工作大多是不稳定的、低薪的，且原有的生活方式也被打破，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比如衣、食、住、行以及水电的消费等。从“离乡”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在长期的族群互动中形成了动态且平衡的族群边界以及稳定的区域共同体，搬迁以后族群边界被打破，族群关系面临重组，曾经为其提供支持的村落共同体也发生离散。还有学者特别提到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宗教信仰转型和身份转型。在深山之中，存在着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凡遇天灾、生病，每个家庭都会以牲畜供奉土主或山神，有些还会请巫师施法驱鬼和祈求神灵保佑。搬迁后，巫师减少，无处供奉土主或山神，圈养的牲畜数量也远不及以前，宗教活动受限制，鬼神祭祀逐渐减少，宗教观念逐渐淡化。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身份也处于不断流变之中。搬迁之前，他们的身份相对固定；搬迁之后，不仅自身面临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还将涉及迁入地的“本地人”的认可。

无论是文化遭遇还是社会文化转型，强调的都是伴随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碰撞、迁入地文化和原居地文化的碰撞，尤其是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面临不适。一方面，他们需要积极回应社会现实的变动，与现实情况进行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主体性视角，以其价值观念、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和生活方式为核心。上述两点分析也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的应有之义，既要保护、涵育，又要激活、传递。

（二）优势视角：社区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的理论支撑

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和社会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两者都涉及如何看待地方文化、社区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其中传统文化的部分。站在优势视角的立场上，社会工作者应当把社区文化视为一种资源、优势和资产。优势视角坚信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特定的优势（财富、能力、资源、智慧、知识等）。无论这些优势是否被发现，或被发掘和利用，社会工作者要做的是立足于探索及利用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推动其能力建设，达到自助改变的目的。一般而言，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包括：赋权、成员资格、抗逆力、对话与合作。

从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来看，优势视角主要应用于贫困人口、残障人士、老人、妇女等困难人群的服务中。古学斌等人在平寨的实践表明，借助贫困人口的传统技能，通过手工艺品制作和公平贸易的途径，可以达到自助脱贫增收的效果。闫红红、张和清所在的团队通过挖掘社区女性跳舞的潜能，开展公共活动，提升公共意识，培养女性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能力、自信心和话语权，改变妇女社区“边缘人”的角色与位置。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承认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参与的责任以及尊严，使服务对象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其中，社会工作者更多扮演的是服务对象的同行者、合作伙伴的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将社区文化视作社区优势的考察应关联到人。不管是作为主观存在的精神文化，还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文化，它们都是实践的产物，凝结了人的能力、资源、智慧和知识。在此意义上，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是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的。这意味着我们对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的分析，要聚焦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主体性。

（一）H村简介

2012年11月底，国务院扶贫办等八部委确定华东理工大学与云南省X县结成定点帮扶关系，拉开了华东理工大学支持X县精准脱贫与社会建设的序幕。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和中央扶贫办的相关文件以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推动的“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的要求，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自2017年起参与X县精准脱贫与社会建设工作，先后多次组织专业力量前往X县开展调研和帮扶工作。2018年7月21日，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与X县委县政府正式签订专业社会工作参与X县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合作框架协议。此后，服务小组正式入驻X县S村并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服务聚焦儿童、妇女、老人等群体，通过多样的小组和社区主题活动，推动村落公共文化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2019年，学院与X县委县政府商定，将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合作从S村扩展到T街道的H村。

H村是Y村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而新建的纯苗族村。Y村所在地是地质灾害隐患点。为了改善该村的发展环境，T街道规划并通过了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3月，T街道启动了Y村易地扶贫搬迁，于2017年10月10日举行新居落成入住仪式。新建的H村新建安居房33套，每套住房面积105平方米；先后完成进村道路、村内道路和庭院场地的硬化，安装太阳能路灯，实施村内亮化工程；统一建盖了集中养殖区域，村内垃圾房、公厕、健身器材、村级活动室等配套设施齐全。

虽然苗族在X县所占比例不高，但一直以来是不容忽视的群体。一年一度的花山节是X县苗家人最为盛大的节日，在节日期间县内各类苗族分支纷纷参加，X县各级领导也会出席。搬入H村后，苗家人不仅发生了地理位置的迁移和改变，也不断加入频繁的民族交往和民族对话中。尤其是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示范村、少数民族示范村，H村每个月都会接待来自各省市、不同级别单位的参访团。作为传统的文化符号，苗族歌舞、芦笙、苗绣、苗族故事承载着苗家人的自豪和荣光。

（二）H村苗族文化现况与儿童需求

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进入H村伊始正值暑假，走访后发现，当地许多家长因忙于农活或因文化程度有限等，无法对儿童进行学习辅导。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决定成立小海学堂，在H村开展儿童暑期课业辅导。在辅导之余，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还和儿童一起做手工、画画、游戏。一次偶然的机会，振兴小组成员在小海学堂遇到了前来H村交流的参访团，并与他们一同观看了苗族歌舞、苗绣以及芦笙。临近结束时，有位老人提到“节目中少了苗族故事”。

当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和当地儿童带着这一疑问询问X县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陶老师时，他讲到：“苗族故事多为民间传说，有些故事很是经典，在大花苗、小花苗、水苗等不同的苗族分支中广为流传，真真正正展现我们苗家人的生活习俗和精神品质，很值得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苗语不作为主流语言存在，只有我们苗族听得懂。另一方面，苗语与汉语并不能对应起来，也就是说苗语表达的意思并不能通过汉语翻译后进行准确描述，这就使得苗族故事一旦经过汉语传播，可能就偏离了原貌”。从陶老师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苗族故事的交流和展示存在两方面的困境。首先，苗族故事传播途径稀缺，只能通过语言在苗族群体内代代相传；其次，苗族故事经过汉语传播可能导致故事失真。结合以上分析，入住H村的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计划围绕苗族故事的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在结束小海学堂的常规辅导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尝试询问他们对于苗族故事的想法（现场是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传达），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当地儿童谈到，虽然对苗族文化了解较少、能力有限，但是很想参与其中，为苗族文化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需求调查与服务设计

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计划一边开展需求调查，一边以海报张贴、走访入户等形式面向当地儿童招募组员。H村共有18名6-12岁的儿童，其中6岁儿童有5名，所占比例最高。他们处于幼儿园与小学的过渡阶段，虽然相比其他年龄段的儿童在能力上有所欠缺，但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小组活动要求，是一股值得培养的新生力量。最终，项目组招募到10名6-11岁的儿童，2名为6岁儿童，并和所有招募的组员的父母一一确认是否同意参与。通过对儿童及其家长的访谈，需求调查结果如下：第一，组员希望通过彼此的配合，思考出苗族故事保育的方法，并可以具体践行；第二，组员希望在完成故事保育项目的同时，学习到苗族的文化知识，真正成为苗族文化的传承者，但尽量不要干扰到学业任务和家务活动；第三，组员希望培养并锻炼合作、思考、手工操作等能力。

项目团队基于优势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以组员为中心开展保育、传承苗族故事服务的可能性。第一，组员对苗族文化具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和实际操作能力，积极性较高，且认为开展苗族故事的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对于苗家人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二，具有较为稳定、有效的支持体系。H村不少老人熟知不同类型的苗族故事，部分故事以苗文记载下来，且少数老人可以流畅地阅读这些苗族文字。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督导，他们还掌握了一定的现代传播媒介知识和技术。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与组员以及当地村民互为邻里，建立了熟悉、信任的关系。同时，绝大多数村民也已知晓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的来意，相信通过合作、互动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结合组员的需求及当地的优势，项目团队以苗族故事的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为总目标，坚持尊重多样性、维护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开展小组服务。

（二）服务过程

第一次小组活动为学习苗族基础文化知识。项目团队考虑到小组成员对苗族故事中诸如苗绣、苗银、苗族歌舞等的基本文化知识的掌握并不牢固，不利于他们理解苗族故事，也不利于他们运用发散思维创新苗族故事传播的途径，计划通过本节活动帮助H村儿童从整体上了解苗族文化的脉络，为接下来苗族故事的理解打好基础。作为整个活动的开场阶段，由于组员之间相互认识，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直接跳过自我介绍环节。暖场阶段，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组员带领大家尝试了以朗读苗族故事代替传统播放歌曲的“击鼓传花”游戏，现场的氛围逐渐热闹起来。开场阶段结束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播放了下载的《苗族记忆》基本文化知识纪录片，分别为：勇敢者的生存和发展、牛崇拜文化、指尖上的无字史书、每一件银饰都是一个故事、东方艺术之花。为了确保小组成员可以理解并且认真观看纪录片，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采取个人竞赛，在每集纪录片结束时设置一些小问题，哪位小朋友可以答对问题，便可以获得一枚红星和集体的鼓励，集体鼓励以鼓掌和夸赞的形式呈现。具体为：边鼓掌，边说“给你拍拍手，给你吃苹果，给你放烟火”。在看完每集纪录片并回答完问题后，H村两位老人Z和W分别进行总结，帮助组员进行知识巩固；同时，向组员讲述H村苗族不同于其地方苗族的一些特征。“勇敢者的生存和发展”涉及到苗族的祖先、苗族迁徙的历史以及苗族的传统聚居区；“牛崇拜文化”解读的是苗家人为什么喜欢牛，牛代表着苗家人的哪种精神文化品质；“指尖上的无字史书”通过借代的方式赞扬了苗绣的神奇和象征意义，它最初是苗家人对于地形和山川河流的记录；“每一件银饰都是一个故事”讲述了苗银对于苗家人，特别是苗家女孩的意义；“东方艺术之花”代表了蜡染的至高成就，这一苗家人的传统技艺走出国门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借助这些视频，振兴小组引出“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的主题，并简单向大家介绍了服务目标和具体思路。此后，振兴小组成员将小组团队命名为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小组，并带领大家一起讨论了小组契约，明确了振兴小组成员和活动小组成员各自的角色，以及工作期间的注意事项和需要遵守的纪律。在第一节小组活动结束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选取了几个问题进行随机抽查，或是单独提问，或是集体发问。出乎意料的是，所有组员无一例外可以对答如流。此外，他们还表示，“知道了过去好多不知道的东西”、“不仅知道了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还知道了我们苗族精神方面的品质”、“知道这些，我更像一个苗族人啦”。考虑到前后两节活动之间的间隔时间为一周，而学校学习可能会影响到组员对苗族知识的良好掌握，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布置了作业”——儿童在校期间相互提问。

第二次小组活动是讨论苗族故事保育传承的方向。在这一节活动中，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希望能够进一步加深组员对于苗族故事保育传承的意识，引导并动员他们自行讨论、制订方案。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将所有问题放在电视屏幕上，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问题外，其他问题全部组员可以流畅回答。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先前了解到Y姐是H村苗族舞蹈队的队长，特别邀请她和组员分享“如何当上队长”的故事。原来Y姐之所以可以成为队长，是因为自己编的舞蹈获得了县舞蹈比赛二等奖，此后只要有人到H村参访，文化站站长都会联系她，让她组织姐妹们一起进行表演。而她之所以要自编舞蹈，是因为传统舞蹈节奏太慢，大家觉得并不好看。改编之后还是以传统的苗族舞姿和步伐为基础，并加入了苗绣制作的元素。由此，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引导组员展开讨论，比如“苗族有哪些文化”、“为什么每次向别人展示时，有苗族舞蹈却没有苗族故事呢”。组员一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后来不少组员提及“苗族故事没有和舞蹈一样进行改编”。接下来，围绕如何改编、如何展示等问题共同讨论。在“没有多少人可以听得懂苗语怎么办”的问题上，组员陷入了沉默。一分钟过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问道：“除了苗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传播和交流方式呢？”组员J害羞地说道：“把苗族故事表演出来”。现场所有人变得“不安”，这是惊叹于组员J的好主意。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因势利导，启发组员思考苗族故事的传播方式。分组讨论的结果是，传播方式可以有捏橡皮泥、画画、表演、演唱、舞蹈等。组员又共同讨论了每一种方式的优缺点。因为表演涉及汉语对苗语的翻译，可能会失去故事本来的面貌，对于此，现场意见不一。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第一时间连线陶老师，他提到“汉语传播失真”只是对于装饰道具而言，这两种结合可以较好地呈现苗族故事。最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和组员共同确立了橡皮泥场景捏造和故事表演两种形式，本节小组活动结束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和组员一起总结活动内容，分享活动的感想。部分组员提到，通过小组讨论，他们更加明确了今后的方向，而且小组名字的确定，让他们有了集体的感觉。还有组员发现，每个同伴都很厉害，很有想法，以前只是在一起玩，并没有像这样在一起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鼓励大家：“现在我们的活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思路，这是共同思考的成果，每个人都为我们小组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大家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可以把想法变成现实。”

第三节小组活动是苗族故事的呈现。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和组员共同了解了一个苗族故事，包括整体情节和具体细节。首先邀请Z和W两位老人讲述寻甸苗族干部陆兴凤用苗文记载的《昭傍俭和高帕施》这一苗族故事的经典节选片段。为了确保故事的完整性和保真性，Z作为主讲人，用苗语进行讲述；W作为翻译者和补充者，同时防止故事讲述出现偏差。在讲述故事之前，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和组员共同确立了几个问题：如果故事中出现了具体人物，要记清楚有几个人物、这个人物穿戴及外貌有什么特征，故事讲述了哪几个场景、每个场景的情节如何。在讲述完故事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就故事情节“是否可以通过橡皮泥及表演进行呈现”这一问题询问组员，包括Z和W两位老人在内一致认为橡皮泥场景捏造和故事表演具备可行性。接下来，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与Z和W两位老人一起与组员商量苗族故事呈现的流程。第一步，在Z和W的带领下，组员自主共同确认故事分为几个场景，每个场景出现哪些人物和事物，呈现怎样的情节。现场确认哪些苗文的讲述是无法通过汉语呈现的。有组员建议，故事中人物的头饰、战斗场景中的武器以及龙的形象无法准确表达，但可以使用橡皮泥和布料作为补充。第二步，任务分工。10名组员分为四组，每组负责一个场景的捏造，因为橡皮泥捏造出的场景是静态的，所以除了一些无法用汉语传递的信息，其他部分需要配上相应的文字。四个场景出现了恶霸、恶龙、昭傍俭、高帕施、四位父母、诸多乡亲等角色，为了确保每位组员都能够承担相应的任务，也为了使情节在呈现给观众时可以做到完整和流畅，组员自行商定让F作为旁白，Q扮演乡亲，其余人分属不同的角色。第三步，台词设计。因为《昭傍俭和高帕施》最初作为叙事长诗而存在，缺少一定量的台词，Z和W两位老人指导组员进行台词设计，最终整理出最贴合故事情节的台词。为了保证表演可以顺利进行，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与组员商定在一周之内熟记台词。两位老人主动提出，他们可以利用家中的布料、染料资源，制作表演需要的苗族特色头饰、服装以及简单的武器等道具，这为表演锦上添花。商讨完以上细节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发现组员已经面露疲惫之色，一方面因为这节小组活动的内容较多，另一方面每个组员都承担一定的任务，可能会感到压力。他们提到“我们学了好多呀”“我得好好回忆一下”“好累”。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使用了一些正向的激励性话语：“大家可能感到我们接触的东西越来越深入了，这恰恰说明我们离最后的成功不远啦，大家不用感到有压力，只要做好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我们整体的效果肯定就是好的。不用着急，慢慢来，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去消化、吸收这一节小组活动的内容，大家加油啊！”不少组员重新振奋起精神，点头示意。为了缓解压力，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与组员一起观看《哆啦A梦》的动画片，并再次叮嘱大家认真准备，为了最后的“胜利”继续坚持。

第四节小组活动是橡皮泥场景的捏造和表演排练。首先，通过回顾之前的四个情节，加深组员对于情节的把握，然后按照之前的分组开始场景捏造。对于橡皮泥捏造来说，每个小组负责一个场景，一个小组之内又有不同的分工，保证成员对于活动的参与以及他们自身能力、智慧的贡献。对于一些比较难捏造的细节，小组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Z和W两位老人全程对橡皮泥的造型进行指导，并随时提点之所以选此造型的意义。在橡皮泥捏造完成后，组员将每个场景放在一个有底无盖的纸板盒内，按照场景发生的先后顺序放在每次代表团一定会参观的H村文化展览室中，并共同制作了提示标牌以及情节简介。对于表演排练来说，组员们十分喜欢这一过程，全程讨论如何调整各自的表演，并且相互指出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个别组员遇到瓶颈，无法继续进行排练时，小组中年龄较大的组员主动上前安慰，提供情感支持，并带领大家一起调整状态。小组领导L的出现，是本次小组活动的意外之喜。她对于节奏的把控、情绪的观察以及对于组员的关怀，在提升小组的凝聚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场景排练过程中，Z和W两位老人全程对组员进行指导。经过多次排练，他们可以脱稿并传神和投入地完成故事的展现。在本节小组活动快结束时，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组织了分享。组员们谈到最多的是“成就感”。他们表示没想到自己可以制作出这么精致的作品，也没想到自己可以真正为苗族文化作出贡献。对于两个“没想到”，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认为这是他们起初的不自信和对自身的“轻视”，问道：“一开始没想到，为什么最后都实现了呢？Q说：“是你们（老人和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教得好”。瞬间，总结的氛围活泼起来，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继续追问：“真的吗？”L答道：“是你们的鼓励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然后我们小组之间相互配合，最终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肯定了L的想法，并讲道：“其实有了Z和W两位老人，你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完成这一件事，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挖掘自己的潜能。同时，也像L刚才提到的，要相互配合一起克服困难。”组员们纷纷点头。

（三）服务评估

从整个小组过程来看，组员自己确定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的方向以及具体细节的把握，而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主要扮演的是资源连接者、引导者和同行者等角色。小组的沟通是顺畅且和谐的；小组领导既照顾到不同组员的个人情感，又起到号召和引领作用；每个组员认真扮演自己的角色，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当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就活动过程、活动形式、彼此角色以及成果等方面询问组员的满意度情况时，他们表示各种安排符合他们的天性和兴趣，很乐意参与其中；他们对于取得的成果表达出兴奋之情，认为这是“远远超过预期的”。同时，组员的能力得到展现和提升，他们对于问题的解决也逐渐具备了创新意识和勇气。就像Q说的那样：“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和小伙伴一起解决了，我们被大人认可了，以后遇到其他事情我们也可以想出解决办法。”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组员以大人的认可作为标准，但其实这也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成果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承认，而这一切源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和潜力的发挥。不过，由于小组的部分活动存在内容多、任务繁重的问题，这对于H村的儿童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为此，笔者建议，为了保证前后活动之间的衔接，以及任务量的适中性，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小组社会工作，可以采取“多节次、少任务、短间隔”的策略。

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并没有专门进行效果评估，而是借助参访团前来参观的机会进行展示。得知2020年1月的一个周六西藏代表团来H村参观学习的消息后，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与H村村主任协商，希望在节目单中加入苗族故事，村长在观看了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小组组员制作的橡皮泥场景后欣然同意。同时，紧急通知组员积极做好准备，抓紧时间排练。在文化展览室，代表团特别留意到了橡皮泥捏造的苗族故事场景。或许被这“格格不入”的小玩意吸引，所有代表团成员都聚集到场景面前，有人询问：“我们可以把橡皮泥拿起来看一下吗？”。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见状，请L为西藏代表团成员介绍，他们一致表示，“这是文化保护和创新很接地气的一种方式。这就像博物馆里的模型一样，参观完就可以知道苗族的一些故事，对于他们藏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接下来的演出中，除了中间部分偶尔出现停顿和台词遗忘外，整个故事得到圆满的呈现。从代表团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都是饶有兴致的。一位代表团的成员说：“民族文化的剧本化呈现还是比较少的，这个还是很有创新意义的。刚才看的橡皮泥场景好像一下子全部动了起来，对于我们了解苗族文化很有帮助，真是不虚此行啊。”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小组组员听到后，相互拍手表达自己兴奋的心情。通过西藏代表团的反馈，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小组认为，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它不仅拓展了H村苗族故事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而且也有助于其文化的整体性、适应性发展。更为欣喜的是，“橡皮泥情景捏造”和“苗族故事表演”具有可持续性和推广性，只要资源和参与人员的能力允许就可以反复进行。抛开苗族故事本身来看，“橡皮泥情境捏造”和“故事表演”对于其他文化的保育、传承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

易地扶贫搬迁的全新时空情境使得苗族传统文化在短期内面临沉寂甚至衰落，但当地的苗族同胞也同时产生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需求。苗族故事和苗族歌舞、芦笙、苗绣一样，是民族精神、民族风俗的重要载体。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小组的实践让苗族同胞特别是苗族儿童、老人展现苗族的历史荣光与精神风貌。这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发展以及建构当地社会文化主体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工作介入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其有效性也有待时间来检验。并且，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工作介入还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符号载体作为文化保育与传承的工具。在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少数民族经历了时空的改变。曾经的封闭空间对应的是一种农业传统。搬迁之后，他们逐渐进入一种半工业化的环境之中，那些无法与机械化或者工业化对接的既有传统面临着沉寂的风险。而这也正是苗族故事所面对的。橡皮泥捏造以及表演的创意来自H村儿童的丰富想象，或许他们并不清楚个中的复杂逻辑，但这并不阻碍他们对苗族故事的文化保育与活化传承的贡献。橡皮泥捏造和故事表演作为苗族故事的符号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民族占有性。橡皮泥捏造和故事表演成为H村苗族传统文化符号和现代化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其优越性在于，既可以将传统民族符号展现在大众面前，又不会破坏民族深层的文化意义，这是尊重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少数民族移民的主体性的体现。第二，避免“文化识盲”。古学斌等基于平寨的社会工作实践指出，服务瓶颈的背后不一定是资源和服务对象自身的能力问题，而很有可能隐藏着文化的屏障。就苗族故事保育与传承来看，整个服务流程并没有遇到难以继续进行的困境。这源于：首先，小组工作方法与儿童爱玩的天性极为契合，它摆脱了单纯的说教式传输，可以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但也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引导而聚焦服务目标，且成果可以得到即时的反馈。其次，两位苗族老人Z和W也是小组活动顺利进行的关键。在整个过程中，两位老人不断用苗语和组员进行沟通交流，这有助于摆脱汉语和普通话所营造的潜在等级地位和不平等的关系，为小组活动提供了轻松愉快的氛围。在此意义上，我们期待更多更丰富的实践尝试，及其与理论的对话，进而探索出更具中国社会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