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实践|田北海 周胤皓:地区发展模式介入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社区适应的社会工作实践

2022-09-15
 

编者按

 

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召。自2017年底到2020年底,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联合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全国210所社会工作院校实施“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百校对口扶贫计划”,致力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共同富裕理想目标。

广大社会工作院校师生通过三年的实践探索,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和贫困治理提供了大量案例,积累了社会工作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形成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助力脱贫攻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三年对口扶贫实践》《脱贫攻坚 我们在行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三年对口扶贫案例集》

这两部案例集分别收录了12篇扶贫纪实与7篇扶贫案例,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的反贫困实践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广大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和努力奋斗足迹的记录。

本文原载于《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助力脱贫攻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三年对口扶贫实践》,作者为田北海(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周胤皓(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在此,对所有参与编写的学者与机构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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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易地扶贫搬迁已经成为解决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重要扶贫手段。《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指出,面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自然困境,计划在五年间逐步实现一千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搬迁的扶贫工程。约有占比七成以上的搬迁人口,将以集中安置的方式落户原住地中心村、县城、小城镇等区域。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陆续展开,大量贫困户搬迁至集中安置地使得原本分散式的居住模式、小农经济模式的生产方式、熟人圈的社会交往模式、传统村落宗族的文化传承方式不再适应迁入地社区,出现诸多适应问题。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所接受的不仅是地域之间空间的转移,更是将以传统农耕生产为根本的生活逻辑转变为现代市镇的生活逻辑;不仅是居住空间由散居向聚居的迁移过程,更是生产生活方式、心理文化模式、社会交际网络、基层治理逻辑的解构与重塑过程。

学术界围绕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出现的民众动员、心理开导、政策落实以及相应配套设施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但对贫困户落户新社区之后能否“稳得住”即适应问题的关注不够。此外,以往学者多从经济角度、心理适应角度、文化适应角度进行贫困户社会适应能力的研究,但以集中安置地为整体、以社区为主体的相关研究较少。为此,运用社区工作方法介入并改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状况,不仅有利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在城镇新社区“稳下来”,更有利于使他们增权赋能,巩固扶贫攻坚成效,同时有助于促进社区工作方法在反贫困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丰富反贫困社会工作的跨学科研究。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移民社区适应的相关研究


跨国移民社会适应问题是移民研究的重点领域,涉及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与政治适应等方面。美国芝加哥派学者最早对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移民适应同化理论(Assimilation Theory)。在Park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更加细致的“七维度模型”。为更好地解释欧美国家亚非拉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过程,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同化论(Neo-Classical Assimilation Theory)。新旧同化论都强调移民群体在新社会环境中的强适应性与文化趋同性,但忽视了移民社会适应的主体性和多元性。为此,相关学者指出,移民并非一定能够顺利融入新社会环境中,移民群体有能力在迁入地重新建立与自身传统文化、旧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新社群关系网络,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环境。与强调社群关系不同,部分学者关注语言差异性对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影响程度。无论是新旧同化论,还是基于此衍生出的相关理论分支,都对移民文化层面的适应有较多关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内容。

除了文化层面因素外,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影响着其社会适应水平。在移民适应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重要意义,认为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并且对移民的迁入过程起到关键性作用,从而帮助移民更好地适应新迁入地生活,提高了他们的适应水平。

在心理因素层面,受迁入地社会认同、身份认同等因素影响,许多移民老人并不愿意长时间在新居地居住,而选择在新旧居地之间周期性往返迁徙。 移民在进入新的社区之后,需要将新旧的文化、身份与角色等进行关联与融合,才能达成对新社区的顺利融入与角色的转型,因此强调了移民心理适应对其社会融入水平的重要影响。 移民的社会适应还被看作是移民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积极过程,用主观与社会两个层面来划分这种交互过程的结果,主观层面指移民对迁入地社会的认同,而社会层面是指移民与迁入地社会的交互行为,通常指获取资源、地位等。 可以进一步用个体与社会两种层面的划分来解释移民的“社会认同”。认同不仅是移民“认知意识”的体现,更表现出一种“认知范围”。 个体层面的认同体现移民在迁入地环境中拥有的资本与资源,以及个体在遇到困难时能够采取有效回应的手段;社会层面的认同则是群体共享的宗教与社会文化、价值与思想理念等意识体的综合表现。心理与文化调整的双适应模式是将社会适应作为文化融合的结果,强调个体对所处环境的内在心理感受,以及外部环境对个体的反馈方式。 由于内外部时常存在矛盾与冲突,因此需要对个体心理适应做出适当调整。在社会心理研究中,西方学者通过关注个体与社会层面的心理适应方式,区分了不同层次下的心理适应基本模式和运行逻辑,从而突出了心理适应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

作为移民适应问题的一个分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环境移民问题中的社会结构层面的影响。如,西方著名移民问题专家指出,移民搬迁实际上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解构与重建,造成生产模式、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组织的彻底改变,因此不能把移民外迁视作一种简单的迁徙现象,而应该关注迁徙带来的结构性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从新旧环境、生计资源问题逐步扩展到关注其群体文化、角色转型、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秩序的重构等层面上。

(二)国内移民社区适应的相关研究


1.国内移民社区适应的现状与问题

扶贫迁徙是一种以扶贫、减贫为目标,将大量贫困人口从生态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转移向生态环境相对较好地区的扶贫工程。除了对扶贫人口的迁徙之外,还包括对迁入地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基础设施等进行全方位建设。而根据贫困风险理论的IRR模型,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在搬迁后的适应阶段可能会面临生产生活资源流失、关系网络重建、健康水平受损等困境进而产生返贫的风险。

不同类别移民在具体的适应维度上存在共性与差异。迁村并居移民群体的社区适应性水平不高,其中主要受经济适应与生活适应两个方面影响,而社会交往与心理适应水平则相对较好。而拆迁群体的社区适应分为四个层面:规范性适应、社会关系适应、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拆迁群体产生的适应性问题主要为:居住不适应、日常生活不适应、经济活动成本大大提高、心理不适应与社会关系不适应。通过分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换的困境,表现为失地农民与市民存在隔阂、被边缘化、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和对自我认识存在偏差等问题。她认为,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心理因素对移民的适应障碍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性作用。

2.国内移民社区适应的影响因素

(1)生计层面的影响因素

从生计层面上看,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家庭生计特征、生计资源、就业能力与素质、受教育程度、消费与支出水平都对其社区适应产生不同影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在搬迁后虽然改善了空间地理条件,但并未彻底改变其所处的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状况, 只有增强生计适应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对移民的安置目标。 受教育水平不高、自身素质较低、缺乏相应职业技能,在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上犹豫不决等因素的影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较难获得稳定生计来源,进而产生生计问题。 尽管地方政府与社区提供了职业技术培训,但相关培训存在培训时间较短、培训费用负担重、提升能力效果差等问题,并未能从实际上解决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再就业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不仅缺乏迁入后生计模式再塑造能力,同时面临因易地扶贫搬迁而丧失原有生产生活资源的风险, 如赖以生存的土地、林地等。虽然易地扶贫搬迁多采取有土安置模式,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多面临原有土地距离远、新分土地少质量差等问题,导致依赖农业耕种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生计保障缺失,进而出现返回原居地生活、甚至是返贫现象。

此外,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再就业能力也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以往依赖农业耕种的移民群体在土地空间无法满足生计需求时,需要逐步转向其他方式的生计路径,例如外出务工、承包养殖,甚至是政府公益救济,但这些路径都对移民自身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即使解决了再就业的问题,多数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工种也往往存在劳动强度大、风险高且薪酬待遇较低等问题。 已有研究显示,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有相似境遇的失地农民群体中,那些教育水平不高、非农就业面窄、抗风险能力差的移民群体,其搬迁后的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群体。 除了有劳动能力的移民,那些劳动就业能力较弱的老人与妇女,因为缺乏生计转型途径,大部分安置后只能赋闲在家,仅有少部分人就近从事服务业、餐饮业和手工业工作,但同样存在岗位需求少、劳动待遇差、权益模糊等问题。 此外,移民在迁入地的水电煤气费用、教育支出等消费负担大幅增加,也会影响其社区适应。

(2)社会关系层面的影响因素

社会关系或社会支持网络指移民群体如何从家庭、社区、同辈群体等其他网络成员中获取资源与支持,如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社会支持等, 这对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尽管许多移民群体进入迁入地之后,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开始向迁入地新文明体系靠拢。 但从总体上来看,血缘、地缘关系在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并且由于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群体同质性较强,又直接妨碍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其他城市群体的交往与接触,形成一种相互影响、依次递进的过程。 在对晋陕六县的实证调查过程中发现,较多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在搬迁前后周围亲戚朋友数量明显减少,说明扶贫搬迁对移民的社会网络有很大影响。 此外,有研究表明,在因灾迁移移民群体中,经济收入较低的移民在灾后恢复过程中更加依赖自己的强关系网络,但恰恰是强关系网络在迁移后的缺失,让那些处于生存困境的移民无法获得依赖与所需资源。 还有研究发现,务工移民虽然在新迁入地结交了较多的“城里人朋友”,但他们与城市市民间的交往只停留在浅层的联系上,极少通过他们来获得新的工作机会。

从社会交往空间角度来看,由于移民的生活空间从传统的村落转移到了现代的城镇社区,这使得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熟人社会的记忆发生解构,强情感纽带与联系状态转变成陌生人社会的弱情感联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的社会交往状况。

(3)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

心理适应指的是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对搬迁后生活的满意程度,是否认可新迁入地,具有归属感与融入感。心理适应能力越强,整体适应性水平就越高, 积极的心理适应状况能够促进生计与社会交往的有序发展,消极的心理适应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社区适应。

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迁入地环境是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心理适应的重要指标,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则在移民心理适应性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对于移民心态及社会适应性也有重要影响。 移民搬迁之后对于新迁入地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没有做好角色与身份转变的思想准备,因而缺乏对迁入社区以及城镇的认同与归属感。 在原居住地,由于地域的稳定,移民身份是稳定不变的。搬迁至新社区之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带着“扶贫搬迁户”的身份标签进入社区,与“当地人”的身份形成对比,由此产生心理隔阂与社会交往的障碍。 而安置区集中居住模式又使得扶贫搬迁群体中产生“边缘群体认同”效应,对其融入新社区与城市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尽管通过扶贫搬迁转变了地理空间位置,但对于许多移民群体而言,职业、经济地位的差异感使得许多移民不认可自身身份的转变,仍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而非“城里人”。

移民在新迁入社区中,由传统集私密与公开一体的村落住宅转变为强调隐私与封闭的社区居所,增加了移民个体心理层面的隐私意识,公共空间和居住空间隔离伴随着的是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界限分明, 这使得移民群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力不足,而参与不足又不利于其形成社区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此外,移民在村落共同体中曾经拥有的公共生活话语权与参与感随着搬迁而消失,部分移民感觉日益被新社区边缘化,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3.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相关研究

从社会工作发展初期为贫困户提供慈善性质的社会服务到如今的专业社会工作,贫困群体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主要对象。社会工作者基于专业价值观,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与技巧帮助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解决问题、链接新资源以及合理调控现有资源,并通过社区营造与建设、举办各类社区活动、引导社区骨干、培育社区组织等途径能够使移民更好地融入社区。例如运用互助式小组工作方法帮助搬迁老年人群体建立与当地社区间的良性互动,逐步提高了群体的社区适应水平。 但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方面的研究较少。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们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问题、成因以及社会工作干预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

在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社区适应的某一个或几位维度展开相关研究,对移民社区适应的不同方面开展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更鲜见将移民社区适应与社区营造关联起来开展研究的成果。

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多关注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个体与社会关系特征对移民适应的影响,较少关注社区因素自身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的影响,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相关的社会工作多以个案工作或小组工作方式进行,较少开展社区层面的社会工作。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章选取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作为调查和服务对象,以黄冈市C村作为案例村,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现状调查,设计社区适应社会工作介入方案,并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实践。


三、案例背景


(一)C村概况及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基本情况


1.C村概况

蕲春县C村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现有贫困户110户、373名贫困群众,贫困发生率接近40%,是2019年全县55个脱贫攻坚重点村之一。近年来C村在县运管局等驻点单位的扶持下,集中发展当地特色的蕲艾产业,成立蕲春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建立起蕲艾、油茶、雪桃等种植基地,其中发展集体种植蕲艾700亩、群众自发种植400余亩。

C村设立有村社区党组织、社区综治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残疾人服务办事机构等基层组织,并于2018年成立了武汉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驻村社工站点。目前,C村有社区工作人员8名,社工站点常驻社工3人,党员xx人。村社区配有党员群众服务大厅、党员活动室、儿童之家,并于19年年底开始修建文化广场和村小学等公共设施。

2. 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基本情况

C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以下简称易迁点)于2017年初动工兴建,2017年底建成入住,总投入金额195万元,全村易地搬迁户19户共57人于2017年底至2018年年底陆续搬迁完毕。C村易迁点位于村口交通干道附近,地理位置优越,户户配有菜地、5-10平方米的储藏间、晾衣平台、公共垃圾分类处理站。整体易迁点设施齐全,环境美化程度较好,在物质配备条件中达到了理想水平。

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三留守群体多,高龄化严重

C村易迁点中共有19户57人,15岁以下儿童9名、成年女性27名(其中60岁以上老年妇女20名,60岁以下中青年妇女7名)、成年男性21名(其中60岁以上老年男性16名,60岁以下中青年男性5名)。60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36名,占比达到63%。

(2)扶贫难度大,贫困程度较深

C村易迁点中贫困户达到19户占比100%;低保户达8户,占比42%;五保户4户,占比21%。大部分贫困户在搬迁之后经济来源单一,贫困问题较为突出。

(3)老人行动不便,身体素质较差

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其中多数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身体素质较差。虽然每户均有新农合城乡医疗保险兜底,但报销比例与支持药物的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老年人仍依赖传统偏方与宗教信仰,对现代健康养生知识涉猎不多。

(4)儿童教育松散,学习与社会教育缺失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中共有9名儿童,最大的孩子在上初中,最小的读一年级,儿童群体的平均年龄跨度较大。由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主要以老年人群体为主,青壮年较少且大多外出务工,不在家中,爷爷奶奶辈对儿童的监管较弱,不仅体现在学习教育方面,还存在于儿童社会规范、社会交往、生活安全等问题方面。

(二)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的主要问题


1.生计适应问题

(1)家庭经济脆弱,经济来源单一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原本散居于C村内或附近的山区中。许多移民还在原住地搭建有牛棚、鸡舍等养殖场地,酿酒、茶叶等粗加工家庭作坊设施。易地扶贫搬迁后,其地理交通条件和居住环境虽然得到改善,但生活设施和生产资料的使用仍然面临诸多不便。

C1先生(66岁):“以前我们老家那块还有几亩地能种,虽然收入不多,但是至少还能挣个口粮。那时候山上还放养着好多鸡,也还整过几头猪。现在环境是好了,房子强了很多,国家政策好啊。但是没地方种东西了,老家离这里十几里地,来回得个把小时,头几个月还回去整整地,现在都不去了,太不方便。村里给我们门口划了菜地,现在就能种种菜,其他的都得去买。”

像C1这样的案例在整个集中安置区里并不鲜见,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面临着缺土地、缺生产资源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搬迁后的生计适应。

(2)产业扶贫效果有限,就业适应困难

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过程中,C村开展了扶贫产业配套建设,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提供了诸如蕲艾产业合作社、光伏发电项目、金融扶贫项目等产业支持项目。然而,笔者实地调查发现,相关项目的效果并不理想。

L1先生(45岁):“产业扶贫政策是蛮好的,之前开会让我们可以去银行小额贷款,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让我们开店、搞养殖我们都不太懂,也不太敢尝试。那个蕲艾合作社,好像就是每年发点分红,前几年有,这两年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想找长期的工作,但是村里头那些合作社都是包给老板了,雇人用人村里说不算,我们也没办法。隔壁有几户老头去做过一阵子,也没几天,后来就没再去了。”

C村虽然通过蕲艾生产合作社,帮扶了11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然而,囿于帮扶力度以及管理绩效等方面的问题,上述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生计适应问题,相当一部分易迁户仍处于打零工的非稳定就业状态。

2.社会交往适应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大多常年居住在山区、深林,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搬入集中安置区之后,原本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从各地区搬迁而来所形成的“陌生人网络”。虽然还是生活在农村,但陌生的社区环境与邻里关系,让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如同农民初次进城一样,感到局促和不安。在这种窘境下,集中安置区变成了“村中村”。

C2女士(59岁):“周围住的认识肯定认识,都是一个村的,但是以前从来没讲过话,也不太熟。搬过来之后,偶尔见到了打个招呼,也不太串门,现在都各过各的多,没有以前邻居关系好了。我们老家那边以前住的不是亲戚就是好朋友,各个熟得很天天来往。刚搬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来的,来看看房子怎么样,住得怎么样。现在很少了,老家在山腰上,来回很远的,人家来回也不方便。现在没有以前关系那么好了,可能过年还会回去一下,平时不太来往。”

3.人格适应问题

(1)身份认同模糊

地域位置的改变,不仅仅影响到移民群体的生活环境,也冲击着移民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易地扶贫搬迁前,他们以村落为聚居单位,以村组和村集体为管理服务组织,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强烈的乡土地域认同。易地扶贫安置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村组归属发生了改变,少数从邻村搬迁来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其所属和所在的村集体也发生了改变。

L2先生(73岁):“我不是这个村的人,我是Y村的。我们那边搬迁人太少了,就并到这边来一起安置,但是我亲戚朋友还在老家那边,这边人我都不认识,上回村里开会大家都去了,就没叫我说我户口还在Y村。我要办那个产业分红的事情,村里头说不归他们管,让我还得回去办,但老家那边说我搬走了就归C村管,来回跑麻烦得很。”

由于Y村符合条件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较少,L2先生被整合纳入邻村易地扶贫安置范围。从行政调配过程来看,这种整合型搬迁有助于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效率,降低易地扶贫搬迁行政成本。然而,对于L2先生等易地扶贫搬迁户而言,他们尽管生活地域发生了变化,但户口并未迁移,这不可避免地带来社区身份认同模糊的问题。从地域归属上来看,L2等人已经离开旧村;从户口归属来看,L2等人并不属于新村;从心理归属来看,L2等人亦难以融入Y村。可见,L2等人普遍面临社区、所属社区和参照社区三类社区归属的冲突。

(2)心理适应水平低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心理适应状况量表对12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进行了心理适应程度测量。调查结果显示,许多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面临信心不足、寂寞空虚、缺乏兴趣爱好、社区参与度低等问题。其中,25%的调查对象甚至有“生活没有盼头”、“自己不属于这里”等较为负面的想法。上述结果表明,部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面临较严重的心理适应问题,需要接受社会工作的介入与帮助。

4.文化适应问题

(1)文化娱乐活动匮乏

实地观察发现,虽然安置社区配备有健身器材和文化娱乐广场,但村民实际所能参与的文娱活动十分有限。社区组织的活动多以“政治学习”、“精准扶贫”为主题,涉及大众参与的文化娱乐内容较少。

C3女士(53岁):“村里没什么其他活动,小卖部那里有个棋牌室,平时有空的时候老头老太都往那里钻。我不爱打牌打麻将,就家里看看电视,偶尔串个门唠嗑。隔壁L村有搭戏台子,我有时候会陪我妈去看看,但就是太远了,来去很不方便……其实我挺想去跳舞的,别的村里有组织广场舞的,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想学,但是没那个条件,什么喇叭啊音响啊,我们都没有的,也没人弄。”

(2)儿童缺乏监管,教育资源匮乏

由于没有自己的村小学,C村常年依赖邻村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村中所有儿童都在邻村或镇、县中上学。与此同时,C村中的公共教育资源也较为匮乏,图书室馆藏量少,没有专门的儿童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此外,面对新的生活环境,许多易地扶贫搬迁儿童产生陌生感,很难融入当地的“小伙伴圈”,甚至产生社会交往障碍。

小丽(9岁):“这边就认识几个,基本都不太认识,他们都是玩他们的也不带我玩。我的朋友们都在老家那边,太远了,只有周末我会回去找他们玩。”

像小丽这样的儿童在安置区里还有9名,普遍存在社交与教育适应困难的问题。此外,与村中儿童一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中的儿童既缺乏家长监管,也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可供学习娱乐。教育和监管的缺失,导致许多儿童安全意识、防范意识薄弱,容易造成危险和意外的发生。如,在刚进入C村调查时,该村就发生了儿童落水溺亡的事故。

(三)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问题的影响因素


1.个体与家庭因素

(1)家庭结构失衡

C村的易迁移民群体中有大量独居老人户和隔代留守家庭户。家中青壮年劳动力缺乏是造成家庭经济脆弱、老年人养老服务支持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儿童教育与监管缺失的重要原因。

C4女士(65岁):“我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女儿出嫁了。儿媳在大儿子去世之后跑了,留下两个孙女。现在家里就我和俩孙娃子过生活,全靠我的一点低保、养老金还有一些田地,勉强生活……”

(2)社会支持网络脆弱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迁入新社区后,其原有邻里以及原社区的社会支持网络被弱化,社会支持的获取途径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进而影响其在新居地的社区适应能力。

低保户C5先生(67岁)表示:“我没结过婚,一直一个人住。还在山上头的时候,我弟弟一家住在隔壁有时候常常来看看我,平常帮我做做饭洗个衣服,我有困难也找他们帮忙。但是现在搬下来了,条件虽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没人照顾,现在都靠自己干,偶尔让邻居帮帮忙。”

2.群体因素

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主要由老年人、妇女与儿童三类群体组成,而此三类群体之间又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突出不同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作为社会工作介入方案设计的依据。

(1)老年人群体特殊性

如前所述,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中,老年人群体占大多数,且高龄化比较严重。调查发现:老年人群体社区适应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基础体质、身体机理及文化程度制约其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和社会支持获得。其具体表现为:一是老年人基础体质差、身体机能差,制约其社区参与。C村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普遍存在腿脚不灵活问题,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长期慢性疾病。受身体机能障碍,老年人普遍面临出行不便问题,降低了社区参与能力。二是高龄贫困人口面临着语言能力退化和交流能力下降等问题,从而影响其与家人、邻里及社区工作人员的有效沟通,求助能力受到一定限制。三是老龄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影响其政策认知及新社区生活适应。在C村,大多数易地扶贫搬迁老龄人口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一方面,他们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一知半解,无法有效利用扶贫资源改善贫困处境;另一方面,他们在搬迁前接触智能电器较少,智能电器的使用知识与经验匮乏。在搬入新社区后,面对政府统一安装的热水器、电视机、空调等智能电器,一些老龄贫困人口甚至不知道如何操作使用。在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无人使用智能机,并且老人机的普及率也不高。可见,易迁老年贫困人口普遍存在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重点从身体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方面着手,介入易地扶贫搬迁老年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

(2)妇女群体特殊性

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中,妇女占比仅次于老年人。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妇女成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她们既要照料老年父母、抚育年幼子女,还要承担家务劳动。为了增加收入,只要有机会,她们还会在周边打零工。因此在繁重的家务与生产负担下,易地扶贫搬迁妇女的闲暇时间变得极其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们在新社区的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同时,易地扶贫搬迁妇女在搬迁前长期生活在偏远山区或村落,受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熏陶,“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就是德”等观念根深蒂固。她们习惯了深入简出、不抛头露面、不招惹是非的训诫,在迁入新社区后,尚未做好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心理准备。因此,除了在熟人圈里打打麻将,她们几乎没有其他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

F1女士(42岁):“我也没有每天都来打(麻将)的,但是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做啊。该忙的忙完了,一下午时间不打(麻将)我也没什么意思……有活动的话那肯定来参加的啊。不过我们村里哪有什么活动?以前就是开开会投投票,组长不打电话来(我是)不会去的。”

可见,C村易地扶贫搬迁妇女社区适应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负担和性别刻板印象制约其社区交往与社区参与。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妇女群体,社会工作者应从社区活动组织和社区组织培育入手,促进其社区参与,提升其社区价值,培养其社区归属感。

(3)儿童群体特殊性

在C村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体中,多数儿童的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其日常生活和学业主要由爷爷奶奶辈照顾、辅导。如前所述,易地扶贫搬迁老龄人口自身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知识基础差,信息获取能力低。在隔代抚养模式下,一方面,祖辈仅能照料孙辈的日常生活,在学业辅导方面往往力有不逮,对于孙辈可能出现的偏差行为也缺乏科学的管教方法或手段;另一方面,隔代抚养家庭难免出现祖父母溺爱孙子女的情况,可能存在对孙子女偏差行为矫治不到位的情况。调查发现,C村易地扶贫搬迁儿童的偏差行为主要表现为:待人粗鲁、说脏话、小偷小摸,甚至虐待小动物。笔者在C村开展社会工作调查与实务期间,暂住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空置的房屋,距离其他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较近,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接触机会较多。期间,C村多次发生笔者与同伴私人物品失窃情况,失窃物品主要为零食、化妆品等。经走访调查,确认均为易地扶贫搬迁儿童所为。此外,在C村及周边地区流浪猫狗较多。笔者多次目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追打流浪猫狗,在猫狗脖颈、腿部捆绑长线进行倒挂或牵拽拖行等。笔者曾多次制止并批评相关儿童,但效果并不理想。综上,C村易地扶贫搬迁儿童在社区适应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监管教育缺位导致行为偏差矫治不到位。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儿童的特殊问题,社会工作者应以行为矫治为核心,开展一系列旨在矫正儿童认知与行为、促进儿童健康社交的社区活动。

3.社区因素

在社区层面,“重视产业扶贫,轻文化建设”是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年来,C村依托本地蕲艾特色产业,组织贫困户以及生产大户联合开办蕲艾生产合作社,打通了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上下游产销链,并根据区位特点,开发了油茶、雪桃等特色种植业,带动20户贫困户脱贫。然而,相对产业扶贫而言,C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调查发现,C村多数居民对近几年本村产业发展感到满意,但均表示村里节日活动缺乏、居民互动活动少,活动内容单一。此外,C村没有居民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或自组织,社区公共活动主要由村两委发起和组织,以村民选举活动为主,活动类型单一。

需要指出的是,C村并不缺乏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无论是在C村原住居民中,还是在易地扶贫搬迁户中,都不乏爱好戏曲和说书的老年人,也不乏能歌善舞且蕲艾手工技艺精湛的妇女。但问题在于,在“重产业扶贫、轻文化建设”的背景下,C村老年人与妇女群体的文化创作潜能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其文化生活需要也未能得到充分响应。因此,在社区层面,培养社区文化建设骨干,引导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成立互惠文化组织,鼓励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是促进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社区适应的重点目标。



四、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社区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实践



(一)介入模式及其依据


地区发展模式最早由美国社会工作学者杰克·罗斯曼(Jack Rothman)于1979年提出。国内学者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三套泛用的社区工作模式,即地区发展模式、社区行动模式和社区计划模式。其中,地区发展模式是指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为中心,全方面、多层次地提升与发展社区。在本文中,地区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工作实务指导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社区居民的社会参与、合作;引导居民成立社区自组织并进行社区事务管理;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满足社区福利需要,促进社区居民发展;培养社区文化,增强整体社区凝聚力等等。在此模式下,社区社会工作不能局限于关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问题,而应将社区遭遇的问题放入更大的框架下思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方位设计社会工作介入方案,提升社区整体发展水平。

地区发展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不仅关注服务对象本身,还关注对象所处的地区环境,以社区而非服务对象作为介入主体。地区发展模式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交往等多方面考量社区发展情况,将相关问题放在更宏观的社区框架下去分析与解决。因此,在提升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社区适应方面,相对于个体化的个案工作和针对某一类群体的小组工作,地区发展模式有更大的介入空间和影响力。

(二)介入目标与实施方案


基于前期需求分析,依据地区发展模式理论,社会工作者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与C村视作一个整体社区,从教育提升、文化营造、健康营造、社会参与及社区组织培养五个方面开展社区营造,进而促进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

教育提升方面,社会工作者设计了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旨在通过书法兴趣小组、诗词兴趣小组、手工兴趣小组和舞蹈兴趣小组,拓展儿童知识、培养和发展儿童兴趣;拓展社区教育资源,强化儿童学业支持与特殊儿童帮扶;矫正儿童偏差行为;拓展儿童同辈群体社交圈,帮助其形成健康的社会交往模式,顺利适应新社区;提升儿童社区活动参与积极性,为后续的社区项目奠定基础。

文化营造方面,社会工作者设计了康明斯图书馆项目,旨在增加C村贫瘠的文化资源、建设C村新型文化公共空间,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阅读活动,培养儿童阅读兴趣、增强儿童阅读动力;开展亲子活动,增强儿童与成年父母之间的互动和社区活动参与积极性;依托康明斯图书馆成立社区教育组织,弥补C村社区社会组织缺乏的不足。

健康营造方面,社会工作者设计了老年人健康生活小组,旨在从科学饮食、疾病认知与防治、心理健康、医疗信息与急救知识技能几个模块入手,开展健康老年生活小组,旨在提高老年人群体健康观念和防病意识,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倡导科学合理健康生活。

社会参与营造方面,社会工作者设计了“元旦节庆”小组,通过邀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共同参与制作饺子馅、包饺子、举办茶话会等活动,旨在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升社区归属感,帮助老年人构建新型社会交往网络;树立“敬老”、“爱老”的社区风气,搭建邻里社区互助模式,最终促进其在新社区的适应状况,提升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

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社会工作引导易迁妇女成立以“舞蹈”为主题的社区文化组织,本项目以社会工作驻村站点为基础,通过资源链接、搭建平台,引导易地扶贫搬迁妇女和其他村组妇女共同组建村妇女舞蹈队,帮助其在娱乐中放松身心、减轻生活压力,促进社区交往,建立积极健康的关系网络,提升社区文化参与。

实务场所以C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为主,同时包括一楼社会工作站办公室、“康明斯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三楼社区活动小礼堂,以及小卖部旁的村文化广场。

不同于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个体、家庭、群体和社区层面共同发力。因此,本研究将社会工作介入周期设置为半年。从2019年7月开始至2020年1月份结束。其中,2019年8月至12月为社会工作实务实施期,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为项目总结和评估期。

本项目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宣传项目和招募对象。一是通过村民小组组长向各家村民宣传。二是社会工作者通过上门走访方式,邀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以及其他组村民群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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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入过程


1.实务案例一:儿童暑期夏令营项目

(1)项目背景

根据前期调查结果,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的社区适应问题,主要体现在认知与行为偏差、教育与监管缺乏、健康的同辈群体交往缺失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依托C村社会工作站于2019年7月至8月开展了儿童暑期夏令营的社区活动。

(2)项目服务内容

一是课业辅导。社会工作者依托C村社会工作服务站,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儿童以及全村参与项目儿童提供暑期作业辅导和基础通识教学,解决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家长及儿童在学业方面的困难。在学业辅导和课程讲授过程中,密切关注在学业上有特殊困难的儿童,持续跟进并给予帮扶措施。

二是兴趣拓展。社会工作者通过开设书法、诗词、舞蹈、手工等兴趣班,发掘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潜能,培养儿童学习兴趣,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三是素质拓展。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游戏,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引导易地扶贫搬迁儿童开拓思维,激发参与热情,积极主动参与活动,帮助其在活动参与中提升团队沟通、协作、组织等方面的能力。

四是生命安全主题教育。社会工作者以讲座、观影的形式给儿童开展安全、居家生活、溺水、食品安全、防拐骗、防性侵等安全知识教育,多方面树立易地扶贫搬迁儿童对于安全的自我防护意识,增加儿童安全防护手段。

五是国学主题教育。社会工作者根据参与儿童年龄层次与兴趣,划分为不同的小组进行国学文化培养。包括:组织诗词兴趣小组,引导易地扶贫搬迁儿童学习背诵唐宋经典诗词;组织观看视频短片,引导易地扶贫搬迁儿童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由来;组织小故事阅读小组,引导易迁儿童了解中国传统美德,纠正不良行为习惯。

(3)项目服务过程

1)项目初期:建立信任。社会工作者通过“你画我猜”、“大风小风吹”等趣味活动进行破冰,让儿童认识到暑期夏令营活动并不是死板的“上课”与“做作业”,而是寓教于乐,在游戏和学习过程中促进其自身成长。“我之前都没有玩过这些游戏,很有意思”、“我每天都想跟哥哥姐姐们一起玩游戏”……总体而言,儿童们的反馈比较积极。最初几天,为了打消家长们的顾虑情绪,社会工作者邀请他们来到活动现场,一起加入儿童游戏环节。随着对夏令营项目认识的深入,家长们认可了项目。通过家长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家长要求自家孩子参加夏令营。于是,夏令营参与儿童人数从不到30人扩展到了近50人。营员人数大大超出了社会工作者的预期,也对项目组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为此,社会工作团队与C村村委会讨论决定,将夏令营从活动室搬迁至党群服务中心三楼活动室,从而解决了营员人数过多、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此外,团队还以村委会的名义从各个村民小组借来10套桌椅,用以满足营员扩张后的教学设施需求。

2)项目中期:拓展教育方式。从第二周开始,社会工作者开始有针对性地开展兴趣班和主题活动,旨在培养儿童兴趣、矫治不良行为习惯、树立健康意识、促进儿童参与,从而帮助易地扶贫搬迁儿童顺利融入C村儿童群体。活动的实施始终遵循寓教于乐的原则。如,在生命安全教育主题活动中,社会工作者引导儿童模拟了不同类型的灾害情景,引导儿童探索如何开展前期防护,如何及时求救以及如何适当自救。许多儿童第一次接触火灾、地震、溺水、交通意外等模拟情景,因而在角色模拟过程中非常兴奋。他们不仅体验了灾害情景,增强了对安全风险的认知,而且掌握了相应的安全防控知识、树立了安全防范意识。“煤气灶漏气了会有臭鸡蛋味道,然后不能开开关或者点火,会爆炸”、“以前大人从来没讲过这些”、“我回去了要告诉爷爷奶奶安全知识”……在小组活动中,小组气氛活跃,组员参与积极。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不仅学习到了安全知识,还在小组活动中结识了新朋友,建立起新的朋辈关系网络。“小L(L4,9岁)是我的新朋友,我跟他搭档每次都能赢”、“他们说下回带我一起玩,还要去我家里做客”。除兴趣班和主题教育活动外,社会工作者还针对小组活动中的意外事件开展应急教育。如,在手工活动过程中,成员W与Y发生了肢体冲突。针对该起意外事件,社会工作者适时开展了以情绪管理为主题的小组活动。通过讲述寓言小故事和组织互动游戏,让组员了解到什么是情绪管理,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冲突,以及如何才能与小伙伴和谐相处。经过此次小组活动,两位小朋友很快握手言和,组员间互动氛围有了明显改善。

3)项目后期:提升儿童自我展示能力。经过为期3周的小组活动,小组成员自主学习习惯有所增强、偏差行为明显改善,安全意识明显提高,朋辈交往能力得到提升,朋辈关系得到拓展,易地扶贫搬迁儿童开始融入C村原居儿童群体中,开始结伴同行,甚至在周末相互串门游玩,夏令营达到预期效果,可以结案。为进一步巩固项目成果,社会工作者组织了暑期夏令营结营仪式。社会工作者发动小组成员,设计了诗词朗诵、儿童歌舞、儿童大合唱、儿童手工展示等节目。经过为期两周的节目制作与彩排,夏令营结营仪式于8月18日成功举行。在结营仪式上,社会工作者邀请全村儿童和家长参加观礼,小组成员们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得到家长们的一致认可。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L5女士(38岁)表示:“这次活动办的真是很好,我女儿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社区活动还表演了节目。她在家里准备了好久,还拉着我一起练习。我觉得这次暑假班给她带去变化挺大的,性格变开朗了很多,爱说话了,还认识了好几个小朋友。”

2.实务案例二:C村康明斯图书馆项目

(1)项目背景

社会工作者依托武汉阳光社工服务中心进行资源链接,以C村驻村社工站的名义获得了康明斯燃油动力(武汉)公司(以下简称康明斯公司)对贫困地区进行教育资源援助的康明斯图书馆项目支持。2019年8月20日,C康明斯图书馆项目启动,并举行了揭牌仪式。根据项目计划,康明斯公司对C村进行定向援助。援助内容包括:捐赠儿童图书1000册、桌椅20套、文具50套、儿童手工玩具等50余套,将C村20平方米的活动室改造成康明斯图书馆。

(2)项目服务内容与过程

一是图书馆资源链接与筹建。社会工作者在暑期夏令营项目基础上,招募了4名易地扶贫搬迁儿童及其家长,以及其他村组的儿童和家长共计15人,与社会工作团队一起成立了图书馆筹建小组。筹建小组经过头脑风暴法,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分工。旨在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与原住居民提供了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机会,改善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

二是图书馆揭牌仪式。社会工作者招募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儿童和其他组儿童共30名,组成仪式节目小组,设计并排练揭牌仪式上的儿童节目。揭牌仪式以儿童朗诵开场,设置了儿童表演环节和赠书仪式,表演者均为暑期夏令营营员。共有5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儿童参与到本次的揭牌仪式演出活动中,这也是他们首次参加有外来嘉宾、村委和县委领导、全村居民参与的大型社区活动。多社会与社区角色的共同参与,拓展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的社会交往渠道,增强了其社区参与积极性和社区主人翁意识;登台演出经历也锻炼了易迁儿童自我展示的勇气,增强了易迁儿童的自信心。以小丽为例,她于2018年11月搬入易迁社区,平时爱好音乐和舞蹈,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限制没有参加任何儿童舞蹈培训班。社会工作者成立了儿童舞蹈表演队,并邀请小丽参加,指导其学习基础舞蹈知识,开展系列训练。小丽初次得知舞蹈表演队要在20日登台表演时,有一定的畏难情绪。“我不想去参加,那么多人看着,我不敢”。经过深入沟通,社会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理论,帮助小丽分析了自身的优势——包括舞蹈天赋、对舞蹈的热情和周边已有的优质资源;引导小丽认识到,上台表演不仅能挑战自己的勇气与胆魄,更能展示自己的舞蹈才华,还能为获得家里支持,为今后继续学习舞蹈奠定坚实基础。通过个案辅导,小丽鼓起勇气参加了彩排小组,每天同其他组员一起刻苦训练,最终顺利登台表演,并以出色的舞蹈演出赢得了观众的掌声。此后,小丽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与参加夏令营的其他儿童成为好朋友。

3.实务案例三:健康老年生活小组

(1)项目背景

前期调查显示,C村易地扶贫搬迁老年群体普遍存在体弱多病、健康意识薄弱、生活方式不健康等问题,这对其适应新社区生活、开展新社区社会交往和获取新社区资源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增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老年人体质,提升其健康意识,是促进该群体社区适应的重要途径。

(2)项目服务内容

拟从科学饮食、疾病认知与防治、心理健康、医疗信息与急救知识技能几个模块入手,开展健康老年生活小组,旨在提高老年人群体健康观念和防病意识,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倡导科学合理健康生活。

(3)项目服务过程

1)项目初期:破冰。活动开始前,老人们按照到场顺序依次入座。为了照顾部分身体情况特殊的老人,社会工作者将听力状况较差、视力较差且没有佩戴眼镜的老人调到前排;将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安排在靠近走廊和门口的区域就座。活动开始后,C村卫生室的两名医师开始介绍活动背景、主题与活动内容。社会工作者注意到许多老人只跟自己较熟悉的老人交流,易地扶贫搬迁老人则只跟自己的邻居交流。于是,社会工作临时决定将全场37名老人按照座位排布分为5组,并把14名扶贫老人分别混编入5个小组,让每位易地扶贫搬迁老人都能与其他村组老人交流。分组完成之后,社会工作者提议先进行击鼓传花和猜歌名两个热身小游戏,以加强小组之间老年人互动。随着热身活动开始,会场气氛逐渐热闹起来,许多不太愿意交流和表达的易地扶贫搬迁老人也投入到游戏中来。

2)项目中期:健康老年生活知识宣讲。小组以健康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知识普及,帮助易地扶贫搬迁老人重新学习健康知识、澄清健康认识误区,用科学的态度审视自身的健康状态,鼓励其定期参与健康义诊。除了生理健康知识之外,医师和社工还介绍了心理健康知识,对小组成员进行专题指导。包括:如何调整心态,树立健康生活态度;如何缓解失眠,提高睡眠质量;如何克服孤独感、寂寞感等等。此外,社会工作者收集了关于老年人感兴趣的几种活动主题,例如说书、唱戏听戏、传统蕲艾手工、茶话会等等,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后期的小组活动,籍此逐步引导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提高社区交往频率,结交更多的老年朋友。几位获得交流机会的老人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健康知识后,部分“假”健康知识被医师指出来并得到纠正。如,易地扶贫搬迁老人C3先生表示:“医生不说的话,我以为这样是可以的,现在知道了,以后要注意的。”整场活动顺利进行,卫生室的两名医师不仅介绍了基础健康常识和常用的保健知识,分享了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的联系方式,还介绍了新农合医疗保险政策,包括报销比例、范围和报销方式,等等。在场老人们都表示有很大收获。如,易地扶贫搬迁老人L7先生(82岁,五保户)表示:“我以前对那个新农合保险不太知道,都是国家在帮我们交,怎么报销、怎么看病都不太知道的……今天医生讲过之后,心里有点数了。”

3)项目后期:健康老年生活心得分享。在随后的活动中,会场内老年人的积极性比活动开始前活跃许多。从健康到子女教育,再到平常兴趣爱好,老人们的组内交流话题越来越丰富。几位易地扶贫搬迁老人表示,这是他们自从搬迁以来第一次与这么多人交谈聊天。76岁的易地扶贫搬迁老人F2女士表示:“感觉很热闹,像过年一样。平常顶多和一两个邻居聊聊天,还没有和这多人一起参加过活动,我觉得很有意思。” 活动结束后,社会工作者对参与小组活动的老人进行了访谈。老人们普遍反馈良好,且易地扶贫搬迁老人较其他老人的积极变化更为显著。许多易地扶贫搬迁老人是搬迁以来第一次参与社区活动,因而对活动印象非常深刻,表示今后会积极参加社工站举办的各项活动。

4.实务案例四:C村妇女舞蹈队培育

(1)项目背景

根据前期调查结果,易地扶贫搬迁妇女群体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减轻生活压力”与“丰富休闲娱乐活动”两个方面。因此,引导妇女成立以“舞蹈”为主题的社区文化组织,能够有效凝聚妇女群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妇女社区文化适应。

(2)项目服务内容

以社会工作驻村站点为基础,通过资源链接、搭建平台,引导易地扶贫搬迁妇女和其他村组妇女共同组建村妇女舞蹈队,帮助其在娱乐中放松身心、减轻生活压力,促进社区交往,建立积极健康的关系网络,提升社区文化参与。

(3)项目服务过程

1)项目初期:组织动员。7月2日,社会工作者与C村妇联负责人L主任及其他村委班子一起召开了讨论会。根据走访调查情况,社工站向村妇联、村委班子说明了妇女社区组织的重要性,建议以妇女舞蹈队为切入口,培育社区妇女组织。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村社联动,用专业社会工作培育妇女社区组织,对于改进社区服务,解决村民实际需求,能发挥积极作用。会议决定,通过“海报宣传”、“村组长联系”和“入户走访邀请”三个方式招募舞蹈队成员。舞蹈队以村妇联为组织依托,日常管理与组织前期培育工作主要由社工站主导。考虑到音响分贝容易扰民的问题,选择在党群服务中心旁小卖部前的广场上举办活动。组织培育的主要物资和经费,由村集体负责。

7月6日至7月10日,社会工作者设计了妇女舞蹈队宣传海报,张贴在村口告示板、小卖部以及党群服务中心,并在入户走访过程中邀请有意向参与活动的妇女。在招募过程初期,社工团队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易地扶贫搬迁妇女响应并不积极,她们多持观望态度,多以家务繁忙和照看小孩老人负担重等理由推脱。进一步沟通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妇女不愿意报名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对社区仍然存在陌生感,没有勇气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羞于”参与公共娱乐活动。为此,社会工作者与村妇联主任联合上门宣传动员。宣传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强调“同是易地扶贫搬迁人”,帮助易地扶贫搬迁妇女打消顾虑,并动员邻里间互相邀请、结对参与。该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最终招募到23名成员,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妇女成员8名。

2)项目中期:组织启动运转。7月14日,社会工作者邀请了第一批舞蹈队成员和妇联主任等干部,召开了C村舞蹈队成立大会。在会上,主持人介绍了该舞蹈队的成立的目的、意义、挂靠单位和组织基本架构,并投票选出一组的H女士和六组的F女士共同担任舞蹈队负责,负责舞蹈队日常活动安排、物资对接和发放、成员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事务。广场舞培训方面,社会工作者设计了两条路线并行的方案。首先联系了邻村L村的舞蹈队负责人,请她们安排了1-2位有经验的成员轮流担任C村舞蹈队的“领队”,帮助她们学习基础舞蹈、选择合适的伴奏歌曲等。同时,社会工作者组织C村舞蹈队自行学习和排练舞蹈,帮助其培养舞蹈骨干,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组织文化,学会组织管理,并吸引更多妇女加入。

3)项目后期:组织运转常态化。在7-10月的三个月中,舞蹈队逐渐形成稳定的活动模式,不仅摸索出了最适合的活动时间、活动时长,还培养出了几位舞蹈能力较强的骨干成员,甚至吸引许多男性村民参与其中。

5.实务案例五:C村元旦节庆饺子宴

(1)项目背景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在搬迁之前,多居住于村中山区、林区等交通不便的地区,通常该地区具有静态的社会结构、较低的社会活跃度、匮乏的文化娱乐设施与活动。在搬迁之后,许多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习惯于半封闭式的生活状态,不愿与外界有过多接触和交流,社区活动参与有限。其中,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群体尤甚。在前期介入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开展了旨在提升老年人健康知识水平和强化健康生活习惯的健康老年生活小组。在本次活动中,社会工作者以社区参与、社区互助为核心,聚焦老年人社会交往开展社会工作介入实务。

(2)项目服务内容

本次活动以“元旦节庆”为主题,邀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共同参与制作饺子馅、包饺子、举办茶话会等活动,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升社区归属感,帮助老年人构建新型社会交往网络。树立“敬老”、“爱老”的社区风气,搭建邻里社区互助模式,最终促进其在新社区的适应状况,提升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

(3)项目服务过程

1)项目前期:热身阶段。第一阶段的活动以老年人为主要参与主体,社工、妇女、儿童等群体为辅助参与主体。通过包饺子庆元旦,提供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文化节庆平台,营造社区文化,增进社区认同。在本次小组活动中,社会工作者扮演了协调者与促进者角色。在活动开展前,社会工作者帮助村民租借场地,购买材料,搭建平台,邀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参与。考虑到易地扶贫搬迁老人的身体与精神状况,社会工作者设计了简单易行的小游戏——“挑战数数字”进行热身,帮助老人们适应陌生的活动场域,活跃整体气氛。经过前几次的主题社区活动,以及社工们长期入户走访,老人对社会工作者已经较为熟悉。尽管由于年事已高,许多老人记不住社工的名字,但是也常会用“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那位长头发的丫头”等等代称来指代笔者与其他社工同事。因为经常参与社区活动,老人彼此之间也非常熟悉,许多老人在活动开始后迅速交谈起来。这说明,以社区活动为途径,以社区营造为核心,经常开展符合服务对象需求的活动,对社区建设能起到较好作用。

2)项目中期:饺子制作小组。在饺子制作环节,社会工作者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老人的包饺子方式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饺子的造型上,还有制作过程中的手法和速度等。现场有几位不常动手做饭的老人,操作不太熟练,饺子制作进展明显落后于其他老人。于是,笔者安排有经验的妇女,为其提供示范,并鼓励他们继续尝试。在大家的带动下,儿童也参与进来,站在老人边上帮他们制作饺子、填补茶水和点心。整场活动气氛活跃,秩序良好。老人们全身心投入活动中,展示了各类手法的饺子作品,充分展示了不同地区的饺子文化。

3)项目后期:小组总结。本次小组总结也是对整个社区发展模式介入易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的项目总结,目的在于总结半年以来社工站的工作,邀请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分享自己参加活动的感受,收集他们对社工服务的反馈与建议。表现较为活跃的几位老人和妇女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社工团队在半年中做出的努力表达感谢。C1先生(66岁):“你们能抽时间出来帮我们开活动,我们都很高兴,也很感激……搬过来之后,虽然亲戚朋友少了,但是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邻居待我都挺好的,我现在很满足。”活动还邀请了三位村干部参与,村民委员会主任C7先生(34岁)以社工反馈活动为契机,从产业、保险、扶贫补贴等几个方面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宣讲了精准扶贫政策,并介绍了C村在2020年全面脱贫之后将继续实行的扶贫政策。三位村干部耐心回答了老人们提出问题,解释并纠正了许多政策上的认识误区。从地区发展模式的角度,通过社区活动将政策资源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相链接,能够在已有的帮扶基础上,加强信息流通、澄清政策认知误区,不仅提升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对政策的理解,同时拓展了资源获取渠道。

(四)介入效果评估


1.评估方法

社会工作者主要采用的评估方法为四个方面:社区干部评估、研究对象评估和前后测问卷数据评估。

(1)社区干部评估

笔者通过对主要负责的村干部进行访谈,了解其对社会工作站在7月至12月对社区适应介入方面的活动开展情况、服务效果、服务内容等方面的评价。

(2)研究对象评估

笔者通过对几名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进行访谈,了解其对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实务期间的服务效果、服务内容以及自身改善情况等方面的评价。

(3)问卷调查前后测评估

笔者采集了同一批研究对象在实务介入前后的问卷数据,通过前后测数据对比分析对实施的社区工作介入效果进行评估。前后测问卷调查主要分三个模块:社会关系情况评估、社会参与情况评估、心理适应量表评估。

2.评估结果

(1)社区干部评估结果

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介入结束后,对担任C村村主任的C7先生(34岁)进行了访谈。C7主任表示:“首先我认为是搬迁组的村民以及其他组村民精神面貌变好了,大家更加愿意参加活动了,就是积极性上去了。……其次,对三留守群体的关注跟我们村内的实施方向是一致的,比如儿童夏令营、图书馆项目、老年人讲座、中秋茶话会等等这些活动,对服务三留守群体,丰富他们的生活,以及发展我们村的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C7主任还肯定了社会工作者在提升社区教育水平方面的工作成效。“夏令营和图书馆项目对我们村教育水平提高是显而易见的,非常多的家长都在参与后跟我交流说这样的项目以后应该多引进,尤其是夏令营项目,今后能够将其固定化,每年都举办。”

可以预期的是,村小学、“暑期夏令营项目”和“康明斯图书馆”项目将成为C村教育平台的三大支柱,共同促进社区教育的整体发展,让更多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能从中受益,缓解其儿童教育问题,提高其对社区的归属感。

(2)服务对象评估

在介入结束后,社会工作者对几位参与次数较多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进行了访谈。C4女士(65岁):“……变化肯定大啊,我和孙女们都参与了许多活动。孙女们夏天参加了(暑假班)培训,还排练了节目表演。小丽的变化最明显,你们来之前她都不太爱讲话,在这边朋友也比较少。后来暑假班认识了很多村里的娃儿。现在变活(泼)很多,经常跟那些娃儿去看书,成绩也上去了一点。”C4女士还表示邻居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往更加亲近,经常结伴去参加“妇女舞蹈队”的广场舞活动。对C4女士来说,舞蹈队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也是构建社会交往网络的重要途径,还是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融入社区的有效方式。

T1先生(52岁)也是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一员,年轻时候曾经在上海、浙江等地打工能够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能成家。在搬迁过来之后,他从一开始拒绝参与社工站举办的活动,到逐渐尝试参与,最后乐于参加社区活动,其社区适应水平显著提升。他还发挥了自己汽修的技术,经常帮忙其他邻居修理摩托车、三轮车,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

像T1先生这样的独居户在C村的易地搬迁点中还有很多,许多还是高龄住户。社会工作者在进行介入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其自身发展,更关注构建住户之间彼此的联系以及他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从更广泛的角度提高其对自身群体的认可,建立起身份认同,逐渐融入社区。

(3)问卷调查前后测评估

笔者于2019年7月与2020年1月分别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中12名研究对象进行了入户调查与问卷资料收集,所得数据形成前测与后测数据,用于对本次研究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笔者采用的问卷为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研究》调查问卷中的易地扶贫搬迁板块,问卷内容涉及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家庭与个人基础信息、贫困原因及扶贫情况、搬迁后的社会关系情况、社会交往情况、社会参与情况以及搬迁后的心理状态与适应情况。

1)社会关系评估。在社会关系方面,将问卷中六道题进行得分比较,每道题具备1-5选项代表“非常差”至“非常好”五种程度区分,并分别赋值1-5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得分越高越表示关系水平稳定良好。如表5-2所示,接受调查的同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在参与社区相关介入活动之后,与周边社会关系中各群体的关系变化明显。在社会关系层面,调查对象与邻居、朋友、整体社区居民的关系均得到了提升,在开展社会工作前,与三者的关系均值分别为3.33、3.83和3.67,进行社会工作干预后,关系均值分别为3.83、4.42和3.67,统计结果显示三者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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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互动与参与评估。在社会互动与参与方面,将问卷中五道题目进行得分比较,每道题具备1-5选项代表“完全不来往”至“经常来往”五种程度区分,并分别赋值1-5分,其中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情况”以“完全不参加”至“经常参加”五种程度进行区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得分越高越表示互动频率高,社会参与水平良好。如表8-3所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整体社会互动参与水平有显著提升,尤其表现在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与其街坊邻居互动水平和社区活动参与程度上。此外,在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周边社会关系中,互动最多的对象是周边邻居,说明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日常交往较多与邻居接触。建立与培育邻里之间的互助关系,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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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适应量表评估。在心里适应的评估层面,笔者采用八道层级递进的测量题构成量表,围绕从心理状态、社区参与和社区适应认知来评估调查对象在实务介入前后的心理适应变化情况。每道题具备1-5选项代表“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五种程度区分,并分别赋值1-5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得分越高越表示心理适应程度越好,心理状态越健康。如表5-4所示,服务对象心理适应水平有显著提升。说明经过社会工作介入后,服务对象对自身有了更加积极的认识,培养了一定的兴趣爱好,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部分调查对象的“空虚”、“寂寞”、“缺乏生活信心”等负面心理状态得到有效缓解。此外,服务对象对社区归属感显著提升,说明其社区适应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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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地区发展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工作的介入理论与方法,要求社会工作者以社区为介入主体,围绕当地社区的实际发展情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多层次地进行介入实践。主要目的在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合作;引导居民开展社区事务的管理;充分利用和链接当地资源解决社区中主要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提升社区福利,关注社区弱势群体等等。

针对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社区适应问题,本研究着力于文化与社会两个领域,从教育、社会交往、文化娱乐、社会组织四个方面对C村进行社区工作介入实践。从社区基础入手,以社区各领域发展为根本,既补平短板,又发挥本地区优势,促进社区未来的良性发展,最终实现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顺利适应社区的整体目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地区发展模式社会工作有助于链接教育资源

针对C村普遍存在的教育资源短缺、教育水平低下以及主要目标群体——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缺乏监管、学习水平较差的情况,笔者实行了两个社区项目:“C村儿童暑期夏令营”和“C村康明斯图书馆”项目。两个项目分别从教育平台和教育资源两方面入手,用短期项目和长期模式共同作用以提升C村的整体教育水平,提升可用教育资源。“C村儿童暑期夏令营”项目搭建起短期社区教育平台,围绕课业辅导、兴趣拓展、主题教育三方面介入,拓展了儿童的知识面、激发了儿童的各类兴趣、矫正了儿童偏差行为、拓展了儿童同辈群体社交圈,帮助其建立健康的社会交往方式。“C村康明斯图书馆”项目是以C村社会工作站为依托,链接企业与当地政府教育资源。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发挥了链接资源功能,争取到“康明斯儿童教育慈善项目”在C村落地的机会,并在8月份顺利建立起“康明斯图书馆”。这其中既包含图书馆本身,也包括图书馆附带的各项管理条例的制定、运行模式的培养以及社区资源的利用。该项目对于目标群体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儿童来说,提高了其在新迁入地社区的教育资源获取途径,并增强了易迁儿童的规则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2.地区发展模式社会工作有助于拓展社交网络、促进社区参与

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普遍面临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交往模式重塑的问题。但相对陌生的地理、生活环境以及邻里关系使得其在构建积极有活力的社会交往网络方面产生一定困难。因此,社会工作者在进行介入过程中不能只运用小组活动或者个案辅导来缓解目标群体的社会交往困境,而应当从社区角度出发,以构建更广泛的社会交往途径,搭建社会参与的平台,让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和全村村民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触,鼓励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

在项目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在每一个子项目中都设计了旨在促进易迁贫困人口社会交往的活动内容。如,在“C村儿童暑期夏令营”和“康明斯图书馆”项目中,针对的是儿童为主体的社会交往关系,让儿童在暑期班的课堂上、图书馆的学习中以及两次村级晚会的训练和演出中,通过相互协作、参与加深相互认识和理解,帮助其建立更加积极健康的同辈群体网络。在“C村健康讲座”和“庆元旦敬老包饺子”活动中,以老年人群体为主,通过知识宣讲、手工互动、茶话会等活动帮助目标群体接触到来自各村组,扩大了同辈群体规模,让老年人能拥有更多“老伴”。同时也通过聊天、谈心、游戏互动的方式,吸引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缓解焦虑、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和心理问题。实践证明,在地区发展模式下,社会工作在拓展社交网络、促进社区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地区发展模式社会工作有助于提升文化认同与社区活力

在C村,由于缺乏相应文化娱乐的活动组织,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缺乏社会参与和文化交往的机会,难以产生对当地社区的文化认同和新的身份认同。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工作者以“演出活动”和“节庆活动”为切入点设计了相关活动,包括:“C村儿童暑期结营仪式”、“康明斯图书馆开幕仪式”和“庆元旦包饺子”活动。前两场仪式为全村参与规模,参与人数均超过百人,其中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不仅参与活动的观看,还参与到活动节目的排练、表演环节。作为参与者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和作为观看者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都能感受到自身群体在C村社区事务中的参与感、融入感,逐渐获得对新迁入地的文化认同,构建起自身的角色与身份认知。这一点在儿童群体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此外,频繁的社区活动也能够提高社区整体活力,进一步提高全村村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提升全村凝聚力。

4.地区发展模式社会工作有助于挖掘社区潜力

在地区发展模式中,社区组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组织作为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重要平台,在整合社区资源解决社区矛盾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社会工作者以文化娱乐组织为切入点,建立面向妇女的C村妇女舞蹈队。尽管该组织面向对象较窄且主题单一,但是对于C村来说确是第一个以社区成员为主体成立的社区组织,对于挖掘C村社区资源与潜力、培养社区骨干,促进社区参与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讨论与反思


1.地区发展模式的适用性

在本研究中,笔者依据实务周期和可用资源,从可行性、有效性、群体差异性等角度出发,围绕服务对象面临的心理、行为、社交关系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社区活动项目和社区组织培育项目,从教育、文化、娱乐、社会组织与参与角度进行了实务实践。整个介入过程中,每项活动之间相互关联,群体间相互融入,既帮助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也进行了社区营造。经过村干部评估、研究对象自评估和问卷调查前后测对比,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地区发展模式在介入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社区适应方面具有适用性。

2.项目的不足与展望

本项目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社区工作介入范围有限。C村以及其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心理、文化、社交等方面,还有生计发展与政治参与的需求。囿于资源和时间等因素,社会工作者未能全面系统地制订社区介入方案,忽略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的生计适应与政治适应问题,难免挂一漏万。

二是对会工作相关理论与实务方法的综合应用不够。社会工作者运行地区社区发展模式,从整体层面进行了社会工作干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地区发展模式社会工作需要综合运用社区、小组和个案等多种实务方法。唯其如此,能在兼顾整体性与个性、广度和深度方面达致平衡。在本项目中,社会工作重点关注了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三类对象,可能存在着关注个性而忽视系统性、关注介入广度而忽视介入深度的问题。

基于上述反思,地区发展模式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会工作有待改进的方向是:

一是社区工作和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相结合,用个案工作的针对性和小组工作的系统性弥补社区工作“大而粗”的问题。

二是更加积极关注地方性发展模式中社区组织的建立,让更多当地社区居民能够通过社区组织调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真正参与到社区事务当中。

三是社会工作者应当更多关注贫困群体在“生计”层面的困难与问题,尝试链接资源,帮助地方政府和社区提升贫困的扶贫水平和空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参考文献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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