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目标：让革命老区、边远山区的孩子更加幸福

修水县地处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交接的要冲，是一个山区县，曾经是革命老区。早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就已经设县，即分宁县，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修水也是秋收起义策源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页。因此，修水是一个底蕴深厚、红绿文化交相辉映的县。该县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是南方48个重点林业县市之一。该县也是人口大县，总人口在87万左右。封闭的山区环境、人口与耕地之间的比例失调、缺乏大型工业等因素导致了该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江西省定特困片区县。可以说，修水反贫困工作异常艰难。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革命老区、边远山区的精准扶贫工作。2008年10月，习近平在江西调研时强调，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本。为此，要坚决把新增财力向困难的群众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他专程到瑞金瞻仰了第一次、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等革命旧址，并看望慰问了老红军。他强调，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当前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2012年12月，他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时强调要帮助革命老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2月，习近平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再次指出要加快老区发展步伐，做好老区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同年11月，他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我还要强调一下，要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一些老区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老区还有数量不少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2016年春节，习近平在江西看望和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一直询问革命老区发展的情况，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要让为人民共和国诞生作出重要贡献的革命老区发展得更好。同年，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是脱贫攻坚的短板，也是我对脱贫攻坚最不托底的地方”。2019年5月20日到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调研。他非常关注革命老区的发展，特别关注中央苏区是否能够一起迈入小康社会。他强调，中部地区革命老区多，原中央苏区和湘鄂赣、鄂豫皖、太行等都曾经是革命根据地。因此，要继续着力推动革命老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加快发展，让革命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修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镇。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诞生于修水。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在修水打响第一枪。起义军移师井冈山后，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和省委苏维埃分别于1931年3月和9月成立于修水上杉乡。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修水有10万多名儿女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落实习近平讲话精神，推动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民政部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简称《“三区”社工人才专项计划方案》，民发〔2012〕170号），该方案要求，加快启动实施首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简称“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在江西省民政厅支持下，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以下称“我院”）采取政校社合作方式承接修水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试点推进工作。2015年，我院在香港明爱社会工作服务部的支持下，香港运动企业家有限公司开始捐赠我院儿童照顾项目“小候鸟”计划。其中，修水太阳升镇等地是“小候鸟”计划的实施地。“小候鸟”计划选择了安全教育作为儿童照顾主题。2013年，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院师生创办了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南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将其设立为学院社会实践基地。随着业务的扩展，资源来源渠道的丰富，为了进一步支持修水县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把儿童社会工作与反贫困社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院又引入南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资源，把国际计划 “儿童幸福家园”项目放在修水县东村、坪塅等地。这样，我院在修水就构建了一个以儿童安全教育为中心，多元力量协同参与、长期扎根乡村的工作机制，为修水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开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上述项目，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让革命老区、边远山区的孩子们更加幸福。

2020年，在中国抗疫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作用。此时，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边远山区扶贫的讲话精神，简略地梳理我院扎根修水7年的工作，对于理解反贫困社会工作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视角：探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文化治理机制

无疑，良好的合作是开展工作的基础。2013年，初入修水，县民政局就给予了大力支持。社会工作与传统民政工作相互合作的确有利于推进各项工作。经过第一年的合作之后，我院对于修水县的基本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能够进行恰当的评估。

评估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调集《修水县志》、统计年鉴等纸质资料；网络数据检索；现场实际调研。从实际情况来看，修水县外出务工人员占比非常高。到2008年，仅官方统计的劳务输出人员就达到了185000人。其中，赴广东、浙江两省占比最高，分别为33%、31%，合计高达64%。2020年，春节返乡务工人员达到了20万左右。除了外出务工人员外，修水县还存在着移民社区的儿童社会适应性挑战。2013年，网络报道的一则发生于2012年的修水乡村女童受侵致死引起了团队的注意。经过进一步调查，乡村安全教育缺失的问题初步出现在讨论议题当中。2014年，尹忠海教授和朱彬钰博士赴修水督导期间，到太阳升镇小学进行了调研，调研对象包括校领导、教务处负责人和驻村实习学生。调研发现，虽然修水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留守儿童照顾的压力非常大。其中，安全教育问题是一个很大挑战。尤其考虑到修水县系山区，域内山高水急，儿童落水等不安全性因素一直存在。因此，蔡前博士、朱彬钰博士开始带领团队着手论证“小候鸟”计划。2015年，“小候鸟”计划编制完毕，该项目获得了香港同胞资助。

与此同时，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也快速发展。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2015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决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同年，我院在吉安市扶贫办支持下对吉安县、永新县、遂川县、井冈山市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16个行政村开展调查，并形成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的部分内容被《江西日报》整版刊载，并在全国两会期间发放到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手中。由于这4个县都位于罗霄山脉山区，和修水的地理空间相似。同时，这4个县也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口。虽然修水县未被列入调查对象，但是调查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以儿童安全教育支持反贫困社会工作这一基本思路。这样，自2015年以来，以儿童安全教育支持修水反贫困的介入方案得以贯彻始终。

回顾起来，之所以选择儿童安全教育作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核心内容，主要基于以下理论思考：

第一，着眼长远，探索建立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重视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与反贫困结合起来。他强调，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他在论述防止贫穷的代际传递时，强调教育能够为人力素质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对于留守儿童问题，2015年，他在考察贵州扶贫情况时强调，要注意把关爱留守儿童与反贫困机制相衔接。2016年，他在“六一”儿童节时又强调，要让留守儿童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教育是包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系统工程。社会工作与这一系统工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社区社会工作来看，社区教育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在课堂讲授中加入社区生活、社区问题的内容，也包括社区的教育中心、教育机构承担起向居民开放教育资源的内容。社区教育的内容包括家庭生活、公民素养、安全与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社区领袖训练、成人教育等。从功能来看，社区教育无疑在社区文化建构、公民道德修养、社区健康与卫生、安全保障、社会控制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儿童安全教育也是一个牵涉到学校、家庭、社会的系统工程，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是，遗憾的是，在社区教育中，儿童参与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儿童参与”第一次作为工作原则纳入政策选项。该文件要求鼓励支持儿童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环境。这样，该文件事实上将儿童参与作为提升儿童权益的长效机制。无疑，社区是社会环境的基本单位。社区环境与儿童安全紧密关联，建立儿童可参与的社区环境有助于儿童安全教育。一旦某一社区出现不安全因素，那么就会导致家庭中的几代人因此返贫。反过来，儿童参与内涵的延扩与参与权利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家庭变化，促进社区教育文化的变化。可见，在社区系统地推进儿童安全教育本身是赋权路径之一，是提升儿童参与的有力手段，是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社会组织、社区、专业社会工作者联合推进儿童安全教育有利于与学校教育一起发挥系统性合力（参见下图），强化教育效果。

安全教育、儿童可参与的反贫困社会工作系统

第二，深入挖掘，进一步探索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机制。以文化成天下是五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治理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就是文化治理。安全教育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也是文化治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治理旨在追求良序，治理机制的探究需要学科交叉视野，而包括人性观在内的文化取向则深刻地影响着治理机制的建构，影响着制度优势的发挥。正因为这样，以文铸魂，以文固本，以文优行成为人们关注文化与治理的焦点问题。迪安关于政府治理的看法就包含了文化维度：“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指的是一种刻意筹划的活动，它们是由许多权威人士和政府机构操办进行的，并使用了各种技术和知识形式，努力通过全面透彻地研究分析人们的愿望、抱负、兴趣、利益和信仰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可见，政府治理和一定的知识形式，一定的偏好（兴趣偏好、利益偏好，等等）紧密相关。而正如托尼·本尼特所论，要把政策分析引入到文化治理角度。从这一角度，可以发现知识形式和偏好往往需要从文化与符号系统、文化与意义系统、文化与行为系统、文化与历史情节等角度加以思考。历史地来看，安全教育已经是中国各级政府重视的治理议题，是学校管理和学校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安全教育已经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来自教育学的研究表明，学校现有的课程和知识依然主要以显性课程与显性知识为主要内容。这就为社会工作介入安全教育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从乡村社会来看，探索其文化变迁与安全教育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从心理层面来看，文化本身就是情绪与情感知识的宝库。文化也因此容易成为人们自觉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的变迁过程也是情感知识演化的过程。安全感的获得往往与是否能够嵌入某种知识体系紧密相关，是否能够适应某种知识体系紧密相关。从优势视角来看，乡村社会的熟人文化在介入儿童安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熟人文化本身就是资源。比如，“小候鸟”项目在修水县太阳升镇开展乡村医疗自我保护教育时，一位志愿者恰恰就是在县城工作多年的医生。她说，正是因为浓厚的乡情才让她经常愿意舍弃休息时间，免费参加儿童安全教育。可见，她把志愿活动当作回报乡村的一条重要渠道。一条交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她的内心世界：意义胜过报酬。从社区文化来看，社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地域性。这种地域性往往一定的地方历史演变，一定的民俗文化，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一定的行为与性格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修水县城乡社区依然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特征和山区文明特征，经过这些特征正在受到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影响。在修水县开展儿童安全教育的7年时间里，探索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机制恰恰是隐藏在实务背后的一条重要线索。

第三，贴近需求，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助力构建安全后花园。虽然修水县是一个山区县，但是其区位优势使得该县很快遭遇到流动的现代性挑战。这种流动性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一是全球化层次。二是国内区域化层次。三是县域内的城乡/镇差异层次。现代化是一个时空延展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扩张，流动的现代性席卷沿海与内地。对人们既定的情感知识构成了冲击，婚恋、亲子等亲密关系遭遇挑战。作为一个地处三省交界的山区县自然难以自处于此一进程之外。全球化进程使得国内区域经济格局发生巨变。中部地区成为沿海地区劳工的重要提供者。这样，留守儿童问题带有浓厚的流动现代性缩影的特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儿童安全教育本身就是应对流动现代性风险的重要选择。

在修水县的调查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在评估的过程中，一些小学的留守儿童占了全校的50%以上。调查表明，学校管理层密切关注留守儿童的状况。因此，在校期间，留守儿童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但是，和全国一样，修水县留守儿童的校外生活却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2019年，中国儿童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报告》选择的主题正是“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但是，遗憾的是该报告更多地关注课外辅导、营地、青少年、科技场馆、博物馆等场所，带有浓厚的城市文化特征。但是，留守儿童的校外生活状况及其风险防范却鲜有涉及。对修水而言，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要建设成体系的场馆并维护这些场馆的长期有效运行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该报告提出的口号“让孩子在校外生活中健康成长”却值得倡导与落实。

同时，随着县城在县域内的经济社会龙头地位的昂起，随着撤乡并镇的完成，乡村儿童照顾面临许多新情况，儿童安全教育更具紧迫感。在服务过程中，一户贫困家庭引起了服务团队的关注。该家庭的男主人系卡车司机，妻子来自外省。但是，男主人遭遇车祸，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妻子要维持生计，三个孩子的安全问题让她提心吊胆。调查表明，孩子们是否安全已经成为她内心幸福感的最大来源。因此，确保孩子既健康又安全是人们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期盼。

尊重历史，嵌入式发展：关于项目的服务内容

修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当地就业机会较少，为了谋求更好的生计方式，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故而，该县也是留守老人和儿童聚集区域，尤其需要社会工作者的支持。因此，在“三区计划”项目伊始，修水县就被纳入整个项目的战略服务点。

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果。社会工作者必须尊重文化演化的规律。尊重历史是获得地方性知识，融入地方文化，对接以往体制机制的关键步骤。在修水县民政局同行的帮助下，我院尹忠海教授、朱彬钰博士在项目启动前，专程到该县对儿童照顾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历史地来看，修水县是人文重地，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尊重历史，首先是尊重当地的历史底蕴。修水县向来有“七百里修江，五千年古邑”之说，亦即早在商代，修水就被封为艾侯国。这种历史底蕴，也是儿童照顾中能够使用不绝的无形资产。尊重历史，还在于尊重以往的工作基础。据调查，早在1993年，修水县就制定了《儿童事业发展十年纲要》。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领域。早在1996-1997年，该县就已经被列为江西省执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传动员儿童入学”的重点县。因此，修水县已经有良好的国际合作经验。这也是我院先后选择“小候鸟”计划、国际计划欧盟项目放在修水县的原因之一。进入21世纪，在2000-2008年之间，修水县实施了“春蕾”计划。早在2007年，修水县建成儿童福利院，建筑面积达到了1775平方米。该院迅速与8个国家建立了弃婴和孤儿领养关系。在考察中，我们还了解到，本地已经建立起服务于儿童的志愿者队伍。同时，一些社会组织也非常活跃。因此，在修水的介入工作，他们往往成为有效开展工作的强大支持力量。

那么，修水县是否存在儿童照顾呢？据《修水县志（1986-2008）》刊载的数据来看，该县大量人口进入了劳务输出队伍。在1986-2008年之间，该县输出劳务2043678人次，年均输出8.89万人次，考虑到家庭结构，涉及2万左右个家庭。具体数据见下表：

上表清晰地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务输出人口占修水县的八分之一左右。加上进入县城务工人员，离乡人员会更高。这意味着2万个左右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因此，这些家庭的儿童照顾如何值得关注。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修水县提供儿童照顾服务就是支持修水县开展反贫困工作。考虑到这些情况，我院确定儿童照顾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确定了“在尊重中获得接纳，在接纳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不断改进，在改进中累积资源”的服务策略。但是考虑到当地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不足的实际情况，我院并未仅仅提供儿童照顾服务，而是着眼于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嵌入+两手抓”为主轴，建立儿童安全教育的联动机制。

7年来，人文学院社工学子不断坚持，精耕细作，持续提供服务，努力推进当地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及人才的培育，并为困难群体带去服务，以儿童照顾为中心服务内容，致力于提升个人及家庭幸福感。从2013年至今，已走过了7年的服务期，共计35名学生投身于修水县的社会工作服务中。7年来，如何以优质文化丰富服务内容一直是项目运行的主线。概括起来，这些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面向全球与地方文化的融通，孵化社工组织及培养社工人才。社工的理念为“助人自助”，强调不但要帮助人，更要提升被助者的自我发展能力，故在修水县驻点学生注重服务区域内生力量的培育。秉承着这样的定位，社工学子薪火相传，共同致力于推动当地社会组织的发展及社工人才的培育。在第一届驻点学生的努力下，2013年培育和孵化了修水县社会工作协会的社会工作室，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2014年，协助红山社区整理资料，开展社区社会工作，培养当地社工人员，成功申报“全国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区”。2015年，协助修水县社会工作协会申报并实施江西省福彩公益金“爱扬蓓蕾”——残障儿童助康助教试点项目。2016年，协助修水县成立了玫瑰服务社、阳光社会工作服务社。从2013年开始，我院派出的驻点社工，协助当地社会组织申报各类项目，并以项目为依托，开展社会工作活动，促进当地社会工作者实务能力提升。此外，驻点学生还积极宣传社工理念及知识，每年协助民政局举行“国际社工日”宣传周活动；派驻学生或老师为修水县助理社工师和社工师资格考试的报考人员进行培训或辅导。2014-2016年，我院多次承担民政部、省民政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等学习班的组织和培训工作，修水县派出多名社会工作者参加。考虑到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本身需要解决全球化与在地化的文化融合问题，为了加快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江西财经大学还直接选拔了1名优秀人员赴香港培训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同时，江西财经大学还在省民政厅支持下，以师生共同创办的南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平台，把儿童幸福家园项目引入修水县。2018年，国际计划组织瑞典办公室项目经理Gisela Ivarsson一行赴修水考察，对该项目给予了肯定。

第二，优化代际文化，加强老年社会工作与儿童社会工作联动机制。据调查，隔代教育是乡村社会儿童照顾的基本特征。因此，留守老人的情况直接影响儿童的安全状况。需求评估表明，修水县留守老人普遍存在慢性病多、自我保健意识不足等问题。为了缓解留守老人的疾病状况，提升健康水平，驻点学生主要根据老年人疾病情况，以社区教育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知识宣传、义诊到村、自我保健知识传播等活动，活动深受当地老年人欢迎。老人健康本身就是对留守儿童安全保护的有力支持。从2013年“三区计划”开始，派驻人员每年协助修水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县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小组和社区活动，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个案服务。通过各类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传递“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同时，考虑到缺乏完整的家庭结构，留守儿童存在多方面需求。驻点学生根据儿童的特征，积极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及成长类活动，通过开展安全教育来降低留守儿童意外风险发生率，避免发生意外事故。通过开展成长类活动，预防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及行为偏差。服务主要集中于留守儿童聚集的东升小学、太阳升镇留守儿童之家等。此外，驻点学生还联合当地关工委在桃坪村打造儿童幸福家园，为其他公益组织开展儿童服务提供平台。派驻学生通过邀请中小学生到福利院当志愿者、请老人到学校进行红色教育等活动，在老人和儿童之间建立交流的平台，加强了双方互动、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代差的影响。

第三，在嵌入中整合资源，全力营造互助、协同的校—政—社合作文化。文化要有力量，要充分发挥文化协同的作用。和许多省份不同，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的贫困县，修水县缺乏强有力的内生资源来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因此，在江西省民政厅大力支持下，我院团队积极参与修水县民政局行政工作。在参与中体验行政文化的独特规律，进一步营造良好合作氛围，寻找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民政工作的互嵌机制。也就是说，要探索专业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协同机制。协同首在接纳，因此每届派驻人员在当地会分派到民政局不同部门，如福利股、低保股、医疗救助股、婚姻登记处等，主要任务为熟悉了解各项民政政策及具体操作，在此基础上完成各部门的行政工作。这样，在协助中熟悉在地的行政文化；在协助中获得行政接纳；在接纳中获得支持。

在修水县民政局大力支持下，基层的服务经验让社工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更为深刻，这不但为社工实务顺利开展提供依据，也为其后期步入社会奠定基础。尤其难得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挖掘本土资源的进程。这样，驻点学生的资源整合者角色的优势逐步发挥出来了。2016年以来，驻点社工开始能够充分链接当地资源来服务困难群体，扩大服务的辐射面。如2016年驻点学生同修水县爱心联合会参加沙湾小学助学活动，2017年同修水县民政局、太阳升镇政府、修水“旅爸爸”爱心基金会参加太阳升镇杨梅渡古樟树献爱心互助活动，同年同修水县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起参加义宁镇良瑞社区留守儿童未成年人保护和课业辅导活动。这样，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嵌入到多部门的合作进程当中，更多困难群体开始成为服务的受益者。

一个主题，七年坚持：安全教育的文化之维

个体心理的一致性和一定的文化一致性紧密相关。追求安全是个体内在心理寻求的一部分，因此也和一定的文化一致性紧密相关。相较于成人，留守儿童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很容易被归为困难群体，需要得到家庭及社会的保护，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安全的环境，保证其能够健康成长。自2013年以来，之所以一直把安全教育作为致力于修水县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主题，从服务内容来看，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落实党和国家关爱留守儿童的政策。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这份文件包含了大量涉及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相关内容。比如，饮水安全、饮食问题等。文件也包含了关爱留守儿童的精神生活、教育权利等内容，因此也包含了留守儿童照顾的文化维度。在论述精准扶贫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幼有所养的角度强调关爱留守儿童的重要性。他在谈到贵州扶贫经验的“四看法”时就强调要多关爱读书郎。如前所论，修水县的许多中小学读书郎恰恰就是留守儿童，对他们的探访、陪伴服务正是反贫困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驻点服务内容。

第二，传统家庭文化观念遭遇巨大挑战。一般而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孩子监护人的最佳人选。或者说，父母监护好孩子是底线。但是，由于修水县经济落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少，大量青壮年外流到发达城市谋求生计，这使得他们的孩子留守在家，由老人照养。对儿童而言父母是一道重要的壁垒，可以屏蔽来自外界的风险，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安全的环境。但是在留守儿童家中，父母的外出导致家庭屏障功能弱化，家庭保护的功能被破坏，使得内在、外在风险可以随时冲击儿童。本科生姜小康同学在伴佳社区调研和服务的一位儿童面临的正是家庭解体性风险。孩子因为父母涉及贩毒案而面临着家庭文化观念的冲击。作为一个易地搬迁型社区，社区的基础设施非常好，有社区图书室。但是，在专业社工进去之前，这位儿童面临着与家庭文化观念紧密相关的污名、社会融入等问题，甚至隔代抚养过程中的错误观念导致这位孩子常常出现对母亲的严重错误认知，针对这位孩子的情况，驻点社工开展了细致的服务，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三，风险社会冲击着修水乡土文化样态。应对风险社会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修水依然保留了传统乡土文化的样态。但是，不可否认，一方面，我国城乡差异明显，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相较于城市而言，存在基础设施、配套管理、居民素质等方面的不足，这使得儿童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大增；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到来和现代科技、现代经济、现代生活方式的扩展紧密相关。在修水县，现代交通、通信工具以及其他产业业态也得到快速发展。其结果是，修水乡土文化样态受到巨大冲击。这样，修水县的风险既有传统社会文化的因素，又有现代社会的因素，具有叠加性特征。因此，通过儿童安全教育来推进风险防范意识的树立就显得非常重要。在社区发放的儿童安全教育资料中，驻点社工加入了大量风险防范的内容。

第四，县域社区文化尚未完全发育。张和清教授等人对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进行了探索。他们的实践证明，挖掘包括文化认同在内的文化资源在整合社区社会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长期互动的结果，在服饰、饮食等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信仰与民俗习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加强社区文化建设问题，推进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这就为社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修水县社区文化展现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现代社区量少且融合时间短，行为方式尚未展现现代社区文化的基本特征。甚至，这些县城的居住空间只能称之为小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二是绝大多数城镇社区依然带有鲜明的转型特征。三是社区文化的基础设施与常态化运行有待加强。因此，社区的这种阶段性特征在防范风险方面就会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儿童安全教育需要与社区文化纽带建设紧密结合。以儿童安全教育促进社区文化纽带建设也被纳入项目目标之一。针对不同类型社区，驻点社工分类施策。如坪段村服务点选择的正是紧邻乡村戏台——该村最活跃的公共文化中心——的民居。在前述提及的伴佳社区，驻点社工与实习生选择在图书室开展服务就是试图通过儿童安全教育来促进社区文化融合，因为这是一个易地搬迁型社区。同样，在县城驻点选择时，社工选择了一个基于新建小区而建立的社区中心开展儿童绘画服务，以利于促进社区教育与文化联系。

第五，家校合作文化急需重新建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乡村教育有较好的家校合作传统，家访曾经是推动乡村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近年来由于乡村中小学班级人数偏多、师生比未得到全面改善、家长职业状况及其受教育状况等因素影响，家校合作文化遭到了削弱。因此，通过儿童安全教育推动家校合作的重构也成为服务的潜功能之一。在太阳升镇开展的安全教育小组活动中，便有部分家长参加了活动。这样，驻点社工不仅成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协助者，而且成为家校合作的联系者，家校合作文化记忆的唤醒者。

进一步来看，针对上述服务内容的基本方案，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设计了大量具体实务活动。从具体实务内容来看，大体可以把7年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8年之前的阶段；二是2018年之后的阶段。2018年之前，服务主要围绕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开展安全教育为主题服务，内容如下：

第一，把食品安全教育与当地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紧密结合。随着食品产业的迅速发展，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驻点社工（以下称社工）通过走访调研发现，食品安全的威胁来自三个基本方面：（1）有人口结构原因和长期离家原因，家长出于疼爱或补偿心理，往往并不重视食品质量。（2）由于身份攀比心理，觉得别人家孩子享受的，我家孩子也应该享受，于是人为制造了需求。（3）乡村食品质量监管体系较为薄弱，大量劣质食品进入农村市场。经过调查，社工发现学校周边许多商铺的 “三无”食品深受儿童喜爱，比如辣条、冰棍等，这些食品添加剂含量过大，会造成脏器负担过重，伤害肠胃，影响身体发育，甚至导致一些家庭因病返贫。针对这种情况，社工主要开展了食品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展示PPT图片、印制宣传手册等方式让孩子们能够识别哪些食品健康安全，哪些食品对身体有害。通过喜闻乐见的小组游戏等方式让孩子们了解修水美食，了解家庭用餐中的美食与营养构成，学会合理安排饮食，避免身体发育不良。在太阳升镇，来自县医院的医生还特意把传统修水美食文化与健康教育相结合。

第二，以交通、用电安全为重点，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结合。随着现代文明的扩展，汽车、电器在农村逐步普及。但是，与此相关的文化堕矩现象也大量出现。从物质文化来看，农村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备，农村许多地方并未设立交通信号灯、斑马线，混乱的交通环境使得儿童交通事故频发。从制度文化来看，乡村社会的熟人文化让许多居民无意识地不重视遵守规范。出了交通事故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熟人来帮自己解决问题。从精神文化来看，部分居民把汽车、电器当做一种身份平等化的象征符号。但是，儿童的用电安全、安全通道的设置恰恰被忽略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离家外出，家中老人由于认知水平有限对电器产品使用不熟练，故许多留守家庭的孩子会经常使用家里的电器产品，这其中就有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安全教育中，驻点社工不仅重视通过小组工作来加强对儿童的交通安全、用电安全教育，而且非常重视通过儿童来影响家长，影响年龄较大的老人，使之成为家庭安全教育的小老师。

第三，分析时空条件对儿童游戏文化的影响，加强安全意识教育。从时空条件来看，幕阜山、九岭山巍峨矗立，修河系鄱阳湖的五大水系之一。修水的这种地理特征在东汉班固的《汉书》中就有记载。这种大河奔流的山区文明对历史记忆影响甚大，人们往往把山区文明与彪悍、坚韧、顽强、勇敢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山高坡陡的地形影响着留守儿童上学路上的安全；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文化记忆往往塑造着儿童游戏。驻点社工黄某就是以儿童游戏为研究对象。他在修水县三个社区开展社会调查与社会工作服务。他发现许多儿童在朋辈交往中错误地理解了“勇敢”一词的内涵，以至于出现了对其他儿童有安全威胁的攻击行为。对此，他对错误的攻击行为加强了认知矫正性实务，降低了社区的儿童安全风险。同时，修水县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降雨量很大。每年夏季，江西酷热难耐，不少儿童会结伴去池塘、湖中玩耍游泳，溺水事故经常发生。鉴于此，社工学生积极开展了防溺水的主题活动，在活动中告知儿童用电的相关注意事项及野外玩水的安全隐患，通过活动提升孩子们的安全意识，降低意外发生率。

第四，把社区文化与当地校园安全活动相结合，打造安全社区。社区文化样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只能分类施策，决定了实务侧重方向的选择。驻点社工所做的工作包括：（1）在农村许多家庭会饲养犬类来看家护院，但是这些犬类又缺乏规范管理，不少儿童在外出的途中被咬伤。针对这种情况，驻点社工进行了与动物友善相处的安全教育。（2）社区交通安全教育。社工通过讲解及情景模拟的方式开展了交通安全类的活动，教给了孩子们交通安全的小知识与技巧，降低安全事故的概率。（3）防欺凌文化教育。由于留守儿童缺乏良好的家庭保护及教育，不少孩子存在攻击性的语言及行为，在校园中普遍存在欺凌事件，许多孩子承受着来自语言及肢体方面的暴力。为了保证儿童在校园的安全，社工在学校主要开展了健康校园、文明校园的宣传活动及相应的主题班会。此外，还对欺凌事件中的主要对象，针对性地组成了治疗性小组。

在第一个服务的阶段，服务成效良好。驻点社工所在的社区没有出现一例儿童安全事故，有效防止了相关家庭因安全事故而致贫的现象发生。但在总结第一阶段的服务时，督导教师和驻点社工发现，除了紧迫的安全教育需求外，不少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及偏差行为，这些特征也使其更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这样，除了保留第一阶段的主要服务内容外，从2018年开始，第二个服务阶段又增加了成长类的干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升自我效能类活动。由于父母长期在外，留守儿童缺乏来自父母关爱，普遍存在安全感低、敏感、脆弱等特质，这导致其在遇到困难及风险的时候抗挫能力较差。鉴于此，社工相应开展了自信心提升、小领导力培养等方面的活动来提升儿童的自我价值感，为其健康人格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加强朋辈互助类活动。由于缺乏家长的教育和指导，许多留守儿童在朋辈交往方面缺乏方法及技巧，导致其容易遭到朋辈的孤立与排斥，社工积极开展了相应的朋辈互助类活动，通过情景模拟、认知重塑等方式来增强儿童的朋辈交往能力。

第三，防止错误认知的矫正性实务。文化心理往往包含了一定的认知框架。但在跨文化情境当中，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影响基于一定的社交情境的行为选择。因为一定的文化重视和一定的价值框架、意义认知紧密相关。驻点社工发现，部分儿童的社交障碍也会深刻影响其认知。当出现错误认知时，发生安全事件的概率就会上升。因此驻点社工针对这方面的情况专门开展了服务。一些MSW的学生论文也与此紧密相关。可见，实务的开展促进了研究生教学与科学研究。

在农村家庭环境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社工通过提升内在保护因素来降低留守儿童意外风险率，避免风险事故的发生。在7年的坚持中，人文学院社工的服务遍及修水县许多村落和小学，通过自身的努力为留守儿童编织起了一道社会屏障，避免其遭遇潜在的风险，有效地弥补了学校及家庭教育的不足，防止了因为安全事故而致贫和返贫现象的发生，为修水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成效与反思：关于社工教育和反贫困社会工作教育

扎根修水，在不断的实践中，在逐步的反思中，在督导的指导中，在不断的学习中，7年的精耕细作，社工的实践与付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第一，着眼长期效应，为修水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支持。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长远，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今天的儿童，就是未来历史的书写者。以儿童安全教育作为服务主题，其本质是要通过社工服务建立起一套家庭阻断代际贫困的服务机制，为乡村振兴铺垫扎实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留守儿童提供安全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受益者不仅仅是儿童本身，这些活动能够激发家庭的内在保护因素，提升家庭的整体效能，优化社区教育与社区文化，为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同时，通过7年的服务，培育和壮大了当地的社会组织，如太阳升镇志愿者队伍，搭建起村民携手脱贫的互助机制。在修水县的服务过程中，人文学子以赋能的理念积极培育当地社会组织，促进其自我觉醒与发展，通过活动，带动当地居民彼此互助，构建起乡村社会支持网络，相互提供发展机会，共同抵御风险，有助于实现整体脱贫。

第二，以儿童安全教育为实践中心，探索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可能。人是治理指向的核心。文化即人化。因此，文化维度是否强大往往牵涉到治理能力能否真正走向现代化。因为物质文化是治理的基础，精神文化是治理的灵魂，制度文化是治理的手段，符号文化是治理的拟象表征。乡村儿童安全问题一直是家庭、学校、社会与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乡村治理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在修水县的实践表明，地方文化资源对于乡村社会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权力关系，影响着社会支持的运行状态。儿童是社会各界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在协助当地开展儿童安全教育等实务中，驻点社工积极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促进社会组织科学合理地运用乡友乡情达成共识，加强内部联系，开展公益活动。

第三，面对实际需求，广泛覆盖，服务群众，社会反响好。截止2020年3月，人文学院社工共在修水县9所学校，十几个村镇，综合使用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方法，共开展了300多场服务，服务累积达13000多人次。服务辐射面广，受益儿童及家庭数量多，社会反响好。人文社工学子通过自身热情的态度、踏实的服务及持续的努力，获得当地民政部门及群众的肯定，其服务事迹多次被九江市民政局、修水县民政局、九江市社会工作协会以及修水公益微信平台等进行了常规宣传报道。此外一些亮点服务被新华社、凤凰网等进行了专门报道。

第四，锤炼人才，培养了一批学生，初步建设了不离乡土的社工队伍。社会工作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专业，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理论知识内化为熟练的技巧，并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中。通过驻点社工与当地社会组织的不断沟通与协作，在彼此学习、互动的过程中，修水县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修水县已有26名中级社工师，23名助理社工师，以及上百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同时，在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帮助下，在黎永开先生的支持下，选派了陈水根赴香港学习社工实务。目前，修水县公益氛围浓厚，互助意识强烈，社工的知晓度和认可度较高。一支长期扎根贫困山区的社工队伍初见成效，一批优秀的社会服务负责人员得到了当地的肯定。2017年，陈水根在第八届华人社区社会工作研讨会上作了小组发言，介绍了修水县的社会工作经验。正是有了这些经验，2017-2019年，许多驻点社工被选为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人员，他们的足迹遍及四川、河南、云南、海南等省份的乡村。

第五，整合知识，完善制度，强化了反贫困社会工作教育的学科文化建设。修水县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比如，黄庭坚文化、红色文化。修水县民政局非常重视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很多驻点社工颇受教育。就日本的通识教育经验来看，地域性文化教育也是通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人文社工学生持续7年扎根贫困县，服务弱势群体，这些经历让他们能够深入研习当地深厚的文化，让他们收集了许多宝贵的一线资料并形成了大量关于乡村问题的思考。不少学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毕业硕士论文，这为其他学者了解贫困县及其困难群体的状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正是总结修水经验，学院始终坚持完善制度。2015年，设立了专职督导岗位。2016年，专门招聘了王青老师作为实习督导。可以说，驻村实习为反贫困社会工作教育提供了加强学科文化建设的良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2018年，在王思斌教授、徐永祥教授、马凤芝教授、史柏年教授、向德平教授支持下，我院承担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精准扶贫对口支援计划的江西省中心高校任务。2019年，江西财经大学在全国MSW教指委会议上就参与精准扶贫作了典型发言。

虽然江西财经大学社工团队参与这一服务在当地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第一，现有社工扶贫服务得益于短期的项目支持，缺乏长期稳定的社工扶贫机制。目前在江西三地开展的服务均有具体项目支持（包括三区计划、国际计划、小候鸟项目等），项目具有阶段性、临时性的特征，不具有长期稳定性，但是扶贫工作及儿童照顾都是任重道远的长期工作，且社工服务注重从内生力量、思维和文化上对儿童进行根本的改变，通过发展的观点来提升儿童未来的人力资本来阻绝贫困的代际传递。但目前缺乏这样一个常态化、稳定化的社工扶贫机制。从反贫困社会工作教育来看，依然需要通过政府从长时段来思考和优化购买服务，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第二，学生流动性较大，服务的衔接性、持续性有待提升。因为该项目的实施人群主要是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工学生，学生只能在寒暑假及实习期间进行服务，并且每年都有学生入学、毕业，导致服务学生的团队不稳定，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服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是一门厚积薄发的职业，持续积累的经验有助于服务的开展，学生的轮换更替导致经验不能够叠加，不能产生积累效应。

第三，社工服务属于嵌入式服务，并未全面融入当地环境。该项目中主要的实施方为我院社工专业师生，对当地系统而言属于嵌入式，并不是本地自然生长、发展出来的人，由于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风俗的不同，也就是说，由于文化嵌入不够，导致社工与服务对象在沟通方面往往存在障碍。打造一支能够长期扎根当地的社工人才队伍依然任重道远。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分类分层培养在地化的社工提供制度支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