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到今天依然存在职业化进程缓慢、专业化内涵模糊、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是提升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基层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如何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仍然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为了推进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需要廓清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观点，面向中国转型社会的本体实践，寻找脚踏实地而又仰望星空的发展策略。

自从20世纪80年代恢复社会工作高等教育以来，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策略就成了学界讨论的热点，因为社会工作毕竟是一个职业应用性专业，而非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性学科。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策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中国社会工作是移植现代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体系，还是寻求本土性发展策略？如果是移植策略，如何在嵌入过程中保持专业性？土生性社会工作能否超越本土化与专业化争论？

（一）移植与嵌入问题

现代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如何移植到中国社会，嵌入现有的制度和文化体系？一般来说，中国现代社会工作始于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主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步济时（John S. Burgess）1912年在北京创建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同时期类似的机构，还有上海沪江大学1913年在上海杨树浦眉州路创办的沪东公社（彭华民，2017：66-73）。换言之，业界普遍认为现代社会工作最早是在民国初期从西方基督教服务进入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基督教组织以及高校社会学与社会服务专业都被取消，现代社会工作也随之中断。而民政系统、群团组织、单位福利体系中的服务就成了中国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实质性内容（王思斌，1995）。

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开始积极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教育部开始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到2019年全国已经有156所高校获得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00多个本科社会工作专业。1991年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成立，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中国社会工作开始有了自己的专业组织。200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组织编写出高等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培养方案主干课程教学大纲和主干课程教材。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

然而，社会工作职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虽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民政部从2007年开始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试点工作，2008年开始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资格考试，然而现实中社会工作职业发展始终面临着岗位缺乏、职业不稳定、职业晋升空间受限制、流失率高等问题（郭伟和，2016）。面对这一问题，中国社会工作学人开始思考，是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体系？还是基于中国的福利服务体系发展本土性社会工作？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工作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最早产生于西方社会。因此，现代社会工作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为回应现代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一套现代福利制度和专业服务体系。它的发生前提是现代化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照顾体系的重组，以及相应的一套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也正在发生现代化转型，中国的家庭照顾体系和社区互助体系也面临着压力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出现个体化权利意识觉醒，如此，中国社会工作也就应该和西方社会工作一样移植借鉴国际通用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专业理论和专业方法（Huang & Zhang，2008）。但是，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论和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当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因此，如何在移植借鉴过程中，对西方社会工作进行本土化改造就成为发展现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应有话题。王思斌教授（2001）最早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做出了论述，其基本思路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包括制度层面的本土化和生活文化层面的本土化两个层面，要让发生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工作能够在制度上和中国的福利服务体系相融合，在文化上和中国基层老百姓的求助习俗相融合。之后，其又提出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具体策略——嵌入性策略。嵌入性概念是个更加学术化的概念，原是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用来说明经济活动嵌入在传统社会文化政治体系之中的，后来被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用来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之后又被王思斌教授（2011）用来说明一项具体社会工作专业活动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嵌入性。

（二）嵌入与自主性问题

然而，一旦强调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策略，它就会陷入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过程的共同悖论，即嵌入性与专业自主性之间的矛盾（郭伟和，2016）。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组织社会学家艾米泰·艾奇奥尼（Amitai Etzioni，1969）就提出，护士、社会工作者、教师等都是半专业（Semi Profession），他们都要依附于一个功能性社会组织来提供专业服务，需要在组织程序控制和专业自主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所以，单方面强调对特定制度、组织、文化的嵌入性，那就容易导致社会工作服务受到组织行政限制，难以发挥专业功能。现有的关于中国广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研究已经表明，一味地强调嵌入性发展，会导致社会工作服务行政化和建制化（朱健刚、陈安娜，2013），甚至导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劳务公司化，社会工作者成为低端临时工性质的劳务派遣工（郑广怀、张政，2021）。虽然，嵌入性和自主性是所有半专业化职业体系的普遍困境，但是当前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阶段尤其严重。显然，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思路，跳出这个困境。

（三）超越本土化和专业化争论

关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策略问题，有一种观点主张发展土生化社会工作来代替社会工作本土化。所谓土生化社会工作发展策略是指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发展扎根本土系统的社会工作体系（卫小将，2014）。与此类似，早在2001年王思斌教授在谈论本土化时就提出了本土性社会工作概念，特指民间自助互助体系和政府法定福利体系。但是正如王思斌教授所言，本土性社会工作，无论是传统的民间自助互助系统，还是政府法定的福利系统，都面临着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转型的冲击，其功能空间在缩小，难以继续发挥有效作用，因此才需要引入现代社会工作，并与中国本土福利系统和民间自助互助体系相结合，进行本土化适应。实际上，国际社会提倡本土化的学者，一般都把移植、本土化和本土性作为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或者连续谱系（Walton & Abo EI Nasr，1988）。也就是说，所有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都需要借鉴移植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工作，然后进行本土化改造转变，最后再发展适应本土文化和制度的社会工作体系。因此，从移植改造到土生化发展是个后发国家社会工作发展过程的基本阶段特征。本土社会工作也不是将其延伸到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地方的传统福利实践体系。无论是西方社会工作、还是本土社会工作，都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工作在不同地区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发展模式。无论有多少种地方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社会工作的共同专业特征都是基于现代人本主义、实证主义、公平正义等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开展的职业化助人活动。那种动辄把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追溯到宋代社会（彭秀良，2021）、甚至西周的“荒政十二”的做法，其实混淆了传统救助福利体系与现代社会工作的概念。当然，历史时间从来不是一种线性、永恒的消失之流，而是不断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折返，我们需要把传统社会福利思想与实践逻辑带回到现代社会工作。

为了更好地区别传统福利实践与现代社会工作的关系，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福利实践做一考察。最早对中国传统福利思想和制度进行考察的，是历史学家邓拓在1937年以笔名邓云特发表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2011），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民政教育工作以后，负责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民政系统组织编写了各种《民政史》教材，对我国传统社会的灾荒救济（荒政）、社会救济（仁政）、福利照顾（收养）和生产救助（仓储、借贷和蠲免制度）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孟昭华、王明寰，1986）。这里笔者并不想重复这些历史常识，而是选择现代社会福利学家梁祖彬与颜可亲（1996）对中国福利制度的研究，以及社会人类学家张佩国（2017）对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践逻辑的研究，来对比一下传统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和福利实践逻辑与现代社会工作体系的区别。

在《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一书中，梁祖彬和颜可亲（1996）全面梳理了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由传统到当代的演变历史。他们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福利思想与实践，还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福利体系，乃至迈向改革开放过程的中国社会福利改革，都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有其强大的吸纳融合赓续传承的历史特征。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福利是通过单位保障体系和民政救济体系共同构成的制度化福利和剩余福利体系的互补模式。然而其背后的福利思想和实践逻辑仍然类似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大家庭模式，只不过由过去对家族和族长的依附转变为对单位和领导的依附。而单位对个人的照顾也不是基于权利和责任，而是基于道德和义务，基于特定的人际关系和感情来决定福利的责任制度（梁祖彬、颜可亲，1996）。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剥离了单位的福利责任，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取代单位福利体系的主要做法，同时加大了民政补救性福利责任，也强调通过社区服务、社会组织和个体家庭责任来补充国家福利责任。个体家庭、社会与国家三者的责任经历了重新调整和再结构化过程（梁祖彬、颜可亲，1996）。最后，两位作者指出，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既不会照搬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也不会照搬东亚其他国家的模式，而是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社会福利体系改革。当然，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及其服务模式会是什么样的，仍然在探索之中。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经验研究，去理清楚传统社会福利实践逻辑。

近年来，对传统社会福利实践进行深入历史考察的学者中，张佩国（2017）《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基于明清社会研究的解释》一文有较为深刻的阐述。正如张佩国所言，当下有关传统社会福利史的研究，太多套用西方社会福利概念，去挖掘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福利的元素、做法和制度，但其实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的社会福利实践有其独特的象征文化体系、对应的制度安排以及物质形态，其产生的社会功能性效果也不是现代福利所说的个体自主性幸福。在象征文化层面，中国传统的福利实践强调的是一套所谓的福、命、报的福利词汇。所谓福与命，是中国人最核心的人生观念，并不是简单的被动等待命运安排，而是个体的积极努力与天命的庇佑、现世的努力与祖宗的荫庇等二元概念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链接福与命的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人鬼之间、人神之间广泛发挥作用的回报机制：只要你积极努力，一方面你会得到上天和祖宗的回报，另外，你也在给你身后的子孙后代积德荫庇，从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以“报”为核心机制的社会文化基础。

有了这种福利文化基础，还需要具体的福利制度来实践这种象征文化。而中国传统的福利制度，无论是官府的荒政、仁政，乃至民间的互助体系，其实并不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福利实践，而是通过“份”的安排，体现出与身份和贡献对应的责任义务分配原则。“份”的原型发生于中国传统家族内部的房“份”，之后转变到家族财产分配的股“份”。房“份”与股“份”两者相结合，既体现了亲属体系中的宗法成分，也体现了各股贡献的大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组织原则。之后，这种组织原则也推广到村社层面的互助组织和福利组织，比如村社的社仓、义学、善堂、庙会等村社福利组织也都是在各个家族的丁“份”基础上，加上贡献大小的股“份”，形成基本的村社福利组织的财产积累方式和管理权限，也决定了享受福利救助的成员资格。

当然，传统社会福利救助并不是一种严格的保险体制，其强调贡献与受益的对等原则，是一种类福利制度，强调的是对贫弱灾荒群体的优先照顾。但是并不能仅仅因为其具备再分配的功能，就把其功能完全等同于现代福利和社会服务，其实传统社会福利既有义行乡里的一面，也有武断乡曲的一面（张佩国，2017）。也就是说，传统福利体系本身是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特定空间的社会再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人们以所谓的善举、义行等高尚的道德词汇呈现的表征体系，最多就是个人好命与福报的效果。但其实正是这套文化表征体系掩盖并误识了一套乡村道德礼仪经济的支配逻辑。促使乡绅、族长义行乡里的是因为他们可以借此瓜分帝国从乡村社会攫取的贡赋收入，又可以赋予他们管理和控制乡村社会秩序的特权，生产支配—依附性权力关系。根据布尔迪厄（2017）的实践理论，象征资本体系的实践逻辑主要就是发挥掩盖和误识机制，人们只能不断重复着一些高尚、神秘的道德话语，并认其为天理真言，而这套神秘的福、命、报的机制，又会像炼金术一样带来新的经济回报。布尔迪厄说“两种形式的资本是如此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有威望的盟友进行的物质和象征性力量的炫耀就带有带来物质利益的性质。而在一个善意经济的环境中，好的名声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经济保障。”。

因此，如若把这套传统的福利实践体系及其功效当作本土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的一部分，那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本土社会工作都是建立在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再生产体系的全面转型基础上的，是面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新社会问题，用新的价值理念、分析框架和福利资源组织起来的现代福利实践体制。本研究将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及其对应的社会照顾和互助体系的重组做一说明，旨在为构建转型社会工作奠定现实基础。

总体上来说，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现代化转变，只不过，过去大家简单套用西方现代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现在都承认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进程。根据柯文（2017）的观点，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去发现历史转变的内在动力机制，寻找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演变趋势，而不是套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来撰写中国历史。然而，过度强调中国的独特性，甚至发明太多的中层概念，忽视社会科学经典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意识，又容易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的碎片化，淹没在各种方法工具发明的小概念之中（应星，2021）。就我们关注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而言，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领域是社会照顾和互助体系，正是传统社会照顾和互助体系的重组转变，才使得人们发明现代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用于弥补传统社会照顾和互助体系的功能衰退。而社会照顾和互助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是家庭与社区。因此，本研究不会笼统地谈论中国社会转型，而是围绕家庭和社区两个领域，结合现有的文献来剖析其转变趋势。

有关中国家庭结构和功能的演变，比较著名的两个研究是阎云翔（2009）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和沈奕斐（2019）的《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这两本书的作者都选择了个体化社会理论作为其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家庭形态和家庭关系的变化。阎云翔的研究跨越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研究了长达40年的中国农村家庭变迁历史。其以中国北方农村家庭为例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农村家庭出现了个体化趋势，且是一种无公德的个体主义。例如，有年轻一代为了自己的私人幸福，剥夺了父权制家长的权力和资源，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未婚妻与未婚丈夫合谋共同剥夺了老一代家长在家庭内部的支配权，但却享受老一代积累的财产，甚至进一步提出老一代家长要照顾隔代孙辈，以此作为赡养老人的交换条件等。

沈奕斐的研究虽然以上海中产阶级家庭为例，但是也清楚地展现出，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既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说的小型核心家庭，也不是所谓夫妻轴代替了父子轴，而是围绕着照顾体系，由年轻夫妇协商决定，把哪个隔代老人纳入家庭体系，形成个体化家庭形态。而协商进入家庭的标准基本上取决于哪方父母能够更好地照顾隔代子女，对新生家庭有什么贡献。城市中产家庭已经进入后父权制时代，后父权制家庭下的老年父母的赡养和照顾则成了一个有待协商的困境问题，尤其是老年男性成为一个无用而麻烦的老人，不像老年女性通过照顾孙辈还能扮演“第二妻子”（保姆）的角色（沈奕斐，2019：425-432）。

在评论中国个体化趋势研究文献中，阎云翔（2011：1-41）指出，中国的个体化一方面和欧美国家有共同的趋势，另一方面有中国的特殊性。欧美国家的个体化趋势其实是个体自由解放与国家福利照顾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福利国家照顾体系通过去家庭化、去商品化，可以让个体摆脱家庭照顾体系，更好地追求个体自由幸福；然而中国的个体化趋势一方面是国家集体生活把个人从父权家庭拉了出来，之后通过市场化改革，又把个体推向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又缺乏系统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来代替家庭的照顾责任，使得个体又无法摆脱家庭和亲属网络，无非是由原来的依附权威变成了争夺特权。

其实，城乡家庭关系和功能发生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劳动力拆分再生产体制产生的后果（任焰、贾文娟，2010：5-23）。所谓劳动力拆分再生产体制，是指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从事物质生产，但是又无法获得完整的市民权，子女无法在城市上学、家庭无法申请城市福利住房、老人无法获得城市医疗保障，结果只好把老人、孩子等劳动力自身再生产问题留在农村由女性承担，导致大量的“三留守”现象。由此，进一步导致农村社区的空心化。根据笔者对华北泥河村社区治理历史转型的研究，当前农村社区正在逐步失去过去的文化伦理约束，乡村邻里关系逐步迈向个体化功利主义交换模式。邻里互助正在转向全面的商品化交换模式，过去存在的盖房、农忙时的邻里互助传统都被商品化的劳务所取代。礼物的流动也不再是莫斯、布尔迪厄所说的不能算计和言说的象征资本体系，而是需要明确考量和权衡的交换关系。邻里纠纷的解决机制也由过去的村长和家长调节，逐渐转为司法主导下的经济补偿模式。乡村干部依然是村中的权威中心，但是其权威的建立主要是看其能否带领村庄争取项目，改善村庄生产、生活状况，而不是依靠其社会地位和克里斯马领袖魅力建立权威（郭伟和，2018）。

因此，在迈向个体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上发挥照顾和互助功能的家庭和社区体系，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发挥这种功能。我们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了全覆盖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强调的是广覆盖、低标准和预付积累制，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社会福利需要，尤其是那些缴费低、风险高、需求大的人群，难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满足其风险发生时的需求。于是，人们仍然需要依附家庭和社区乃至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来应付人生风险问题。只不过，如今的家庭能否发挥照顾功能，取决于家庭代际之间互动策略和婚姻策略，从而能否从长辈那里获得照顾孩子的资源，或者从晚辈那里获得养老照料的资源，正如社区成员能否获得其他成员的帮助，也取决于其与其他社区成员功利化的礼物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个体化转型的中国社会，过去通过亲情伦理和人情礼仪机制发挥照顾和互助功能的家庭与社区，正在变得理性化和商品化，故而，其能否发挥照顾和互助功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个体化社会转型过程，传统发挥照顾和互助功能的家庭和社区体系难以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现代普惠制的需求导向的社会福利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人民群众的照顾和福利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战略带来严峻的挑战。走嵌入性发展战略，前提是要有类似北欧国家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可供嵌入，从而让社会工作发挥福利传递功能，否则中国社会工作很容易陷入当前一些学者批评的现实状况，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种工具，甚至成为家政服务公司性质的劳务派遣人员，仅仅发挥街头行政助理的功能。走美国治疗取向的职业化模式，似乎能够满足城市中产阶层的需求，正如上述沈奕斐对上海中产家庭的研究，当下的城市中产家庭不是不能发挥照顾功能，关键是如何在代际之间、性别之间、姻亲之间进行协调，使得家庭关系协调好，如此家庭就可以继续发挥代际间的照顾功能。因此，现代家庭互动的复杂性似乎更需要专业家庭治疗人员协助中产家庭进行家庭关系和功能的调节。但是在中国做家庭治疗，并不能单纯按照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导向的萨蒂亚家庭治疗模式，进行家庭动力的表达与调节，因为这里还涉及家庭文化、家庭仪式、家庭权力结构的重塑问题（芙玛·华许，2008），如果不具有对中国家庭转型过程的洞察力，简单按照人本主义家庭沟通、互动模式进行家庭治疗，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笔者提出面向个体化进程的转型社会工作策略，来超越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策略的争论，走出嵌入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困境（郭伟和，2021）。

转型社会工作又叫结构型社会工作，最早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些学者提出来的针对英美社会工作的弊病而重新给社会工作的一种定位。在20世纪80－90年代英美国家的福利改革时，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社会工作项目化、短期化、风险管理等策略，大大改变了过去的福利照顾模式。面对这一问题，他们提出要把一种新的、进步性的、后现代风格的话语批判分析带入社会工作实践过程，分析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应的社会工作话语论述策略是什么、产生什么样的主体性、产生什么样的主体关系、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能否通过改变社会工作话语论述来产生新的积极影响，实现社会改良和进步（Mullay，1997；Pease & Fook，1999）。

后现代其实是一种新的知识观，其打破了过去那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把语言由一种简单透明的表达工具转变成一种建构世界、改变世界的行动力量。以此来理解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路帮助我们跳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之争。因为，当下的两种社会工作发展思路，无论是走移植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道路，还是强调从传统福利照顾模式出发的土生化发展道路，基本上都假定了某种本质性的社会现实和理想范式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试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是，根据新的实践理论，实践理性并不是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的自觉行动过程，也不是韦伯的科技理性指导下的工具理性行动过程，而是沿着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栖居于语言内部通过语言游戏的相似性类比与借鉴，发生家族相似性的意义建构和社会改变过程（海德格尔，2004；维特根斯坦，2001）。这正是影响20世纪后半期整个社会科学的语用主义的语言学转向，它把意义的建构由语言符号结构分析转向语言社会使用过程的实用主义分析。因此，转型社会工作与其叫结构转型社会工作，不如说是建构性社会工作，其打破了原来的结构主义决定论、也突破了个人主义主观能动性幻觉，强调以言行事，通过改变话语论述来改变社会关系和建构意义（Parton & O’Byrne，2000）。

当然，转向语言实用主义，并非就要忽视客观现实结构力量与主观行动策略，而是需要关注符号象征体系与客观结构和主观行动模式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为我们分析符号体系、客观结构与主观行动模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套概念框架和理论思路。布尔迪厄指出，每个人不是生活在社会分层结构下的特定阶层位置，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场域空间中结构位置上。每个场域空间内部的资本力量的分布不一样，从而形成不同的结构性位置。但是这种结构性位置其实是伴随着实践情景产生动态变化的局势，人们是根据实践情景局势来判断具体的荣誉点，从而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策略。而行动策略的选择并不是理性主义所说的精心算计，也不是道德主义所说的文化傀儡，而是长期在特定场域中被符号体系和仪式操演塑造出来的身体习性的即兴发挥。而且一般情况下，特定场域里的语言符号体系并不能帮助个人去反思和觉醒自己的行动模式，而只能是对特定场域的客观结构和局势进行掩盖和伪装，从而让人们去误识自己行动模式的有效性。所谓误识行动模式的有效性，是指人们必须按照特定场域流行的语言符号体系去表达自己的行动，而这套语言符号体系如果要生效，就必须掩盖和否定自己的利益导向的行动目标（布尔迪厄，2017）。

比如，在一个缺乏照顾资源的社会里，父母必须以一种关心爱护子女的话语参与到子女的家庭生活，掩盖和否定自己将来获得养老照顾回报的目的，而子女也必须要以一种孝敬老人的话语来让老人参与家庭生活，获得老人帮助照顾子女。这样一套父（母）慈、子（女）孝的传统话语体系仍然维持着中国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照顾模式。如果父辈放弃仁慈的话语、子女放弃孝敬的话语，而以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关系去理解代际之间的照顾关系，那么家庭就会出现日益增多的紧张摩擦关系。因此，如何通过语言符号体系实践中国家庭照顾体系，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直白地进行理性算计和交换就可以。如何说话、根据什么家庭局势来说话、说破与不说等都是一套复杂的实践策略，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也能坏事。

然而，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只能按照家庭或者社区场域里的话语实践策略来维持代际照顾模式或者社区互助体系，永远无法言明当中复杂的实践逻辑呢？无论是张佩国对传统社区福利实践的研究（张佩国，2017），还是吴飞对农村社区自杀问题的研究（吴飞，2009），都表明传统文化伦理实践效果的二重性，既有义行乡里、家庭道义的一面，也有武断乡曲、家庭政治的一面。实践社会学的研究为转型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在洞察家庭和社区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提供干预策略，协助中国基层家庭和社区实践发生转型。国际社会工作界也有从话语实践出发，试图寻求改变和转型，包括后现代导向的寻解导向策略（solution-focused therapy ）和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以及结构社会工作（structural social work），都是通过反思对话策略，阐明实践模式，产生去蔽效果，从而改变实践策略，促进社会转型。

寻解导向的社会工作和叙事治疗，并不关心社会结构问题，而是通过对结构性支配关系的悬置，把个人问题外化，通过积极的例外可能性探寻，去评估另类可能性和建构另外可能性（Parton & O’Byrne，2000：141-151）。而结构性社会工作，则试图对话性批判反思，促进基层服务对象对其实践场域中的支配性关系进行意识觉醒，培养个体能动性，来改变支配性结构关系。根据是否嵌入福利系统，穆拉利（Mullaly，2007：288-330）把结构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分为系统内的干预策略和系统外的干预策略两种类型。系统内干预策略，其称之为进步人文主义，意指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内，通过个人政治化、增能、意识觉醒、正常化、集体化、重新定义、对话性关系等策略，来转变现有社会照顾体系的支配性不平等关系，促进服务对象的解放；系统外干预策略，其称之为进步结构主义，意指要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之外，通过发展另类服务、组织、联盟和社会运动，与工会、专业协会、选举政治结盟，促进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来转换资本主义市场交易的不平等关系（Mullaly，2007：331-363）。

笔者曾经借鉴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和反思社会学，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与穆拉利的结构社会工作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对话性反思实践策略，帮助基层实践场域里的服务对象对如下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构：

第一，通过生命历程回顾的策略，阐明服务对象的行为模式，及其与主导阶层的行为模式有何不同；

第二，阐明服务对象的行为“惯习”与其行动场域中的结构性地位有何关联，为什么他们遵循某些程序化的方式，这些习性是如何养成的；

第三，阐明服务对象拥有什么资源（社会资本、个人资本和符号资本），如何促使他们能够动员资源去改变其生活方式；

第四，促使服务对象尝试另类可能性，增进他们的利益并抵制相关实践领域的剥削和压迫（郭伟和，2021：86）。

当然转型社会工作并不是一种革命运动，更不是要发动什么颠覆性活动，同时社会工作也绝不是一种保守的调和活动，简单参与社会治理、维持现有的基层福利实践模式。社会工作是一个寻求改变的专业，在困境中寻求希望和出路，寻求简单实用而又具有进步性的行动策略。它是一种吉登斯（2011）所谓的生活政治策略，或者海德格尔（2004）所说的诗性的实践策略，要在特定场域的语言游戏中，通过各种隐喻、类比、反思对话等，来寻找微观社会关系和生活模式转变的可能性，让生活变得自主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