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要成为学术专业，必须发展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社会工作研究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反映了社会工作内部如何看待理论和知识，笔者大概用其背后的知识观点来划分。
在社会工作研究的第一阶段（1870～1970年），社会工作的知识产生于实务，从个案中学习，为服务的个案建立档案，书写过程和观察记录，同时在个案中发现帮助和改变案主的艺术。Mary E.Richmond在其经典的《社会诊断》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十五年前，我开始做笔记，收集演示案例，甚至起草了几章来写一本有关家庭社会工作的书。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向进入慈善组织领域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长辈发现的有用的方法。结果很快变得很清楚……在本质上，社会案例工作的方法和目的在每种服务中都应该是相同的，无论对象是无家可归的瘫痪者、被醉酒父母忽视的男孩还是丧偶的小孩子的母亲。……关于案例工作，最需要说的是所有个案共有的东西。虽然将社会工作划分为部门和专业既方便又有必要，但是，基本相似之处仍然存在。”（Richmond，1917）可见早期的社会工作已经从社会证据（social evidence）做出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然后做出社会治疗（social treatment），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找出社会工作的不同方法和场域的同质性，并且确立了社会工作实践的程序框架和建立社会工作实践的程序知识。
由于其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比较建基于直观（intuition）的知识，后来受到采纳实证科学范式的学者诟病。Abraham Flexner的报告对于这样的社会工作知识建构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刚萌芽的社会工作专业缺乏客观的知识基础，因而还不能被称作一门严肃的专业。这种观点主要受当时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认为人类知识应该放弃宗教（西方基督教）作为哲学理论基础的传统，强调以客观实证科学作为学科建立的根基。顺应这一潮流，在社会工作研究的第二阶段（1970～2010年），社会工作教育者开始把社会工作推向实证主义研究，致力于将社会工作的知识客观化。采用如其他社会科学一般的方法，强调操作性﹑测量性﹑操控性、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来建构社会工作的理论（Rodwell，1998）。虽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也被视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但实务只是理论的一种应用形式。受实证科学的影响，问卷调查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主流方法，并且大学而非实践机构成为知识生产的基地，研究者与实践者存在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研究方法比实践的重要性问题更为首要考虑，使得社会工作学术研究与实践脱节。面对此处境，1988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指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对社会工作研究的状况进行评估。这个特别工作小组于1991年提交了一份名为“Building Social Work Knowledge for Effective Services and Polices：A Plan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工作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危机：（1）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研究都未能满足社会工作专业的需求；（2）社会工作研究人员的研究，很多是为满足其受雇大学的需求，而非从业者或服务使用者的需求；（3）发表的研究主要是以论文及报告形式发布，缺少向业界传播研究结果的机会；（4）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课程常与社会工作实践课程割裂，并且没有强调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5）缺少进行社会工作研究的资金（Task Force on Social Work Research，1991）。
实证科学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工作界的抵触，根据Joan Laird（1993）的说法，社会工作界当时也有关于知识观点的论辩。1970年Carl Germaine发表名为“Casework and Science：A Historical Encounter”的文章时，美国的社会工作界就已经掀起了社会工作与科学主义间的对话。可是，当时社会工作界并未做好准备面对这一社会工作知识观点的争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其他专业和学科对实证知识观点的讨论和批评，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工作）的影响，Roberta Wells Imre在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里召集了一个哲学讨论会，开始质疑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工作理论观点，并开始寻找有别于主流实证主义的社会工作探究方法。因此，社会工作研究开始了第三阶段对知识的探究，这也是一种实践的转向（Rodwell，1998）。
在这个阶段，社会工作持续对盛行于社会工作学术圈里的工具理性思潮进行反思批判，认为实证倾向的社会工作研究脱离了实践现实，号召大家应该回到社工实践现象中去理解﹑探讨和发展社工实践理论。例如，美国的社会工作教育界反思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长期依托于生产学术知识的大学校园，不可避免会受到学术界主流的实证知识观点影响，只把那些经过客观程序验证而建立的理论被称为知识或理论。美国社会工作界还质疑这种由实证知识典范建构的社会工作理论，认为其无法完整描述社会工作者日常实践里的知识。由此，社会工作逐渐开始关注社会工作的实践知识，例如，Roberta Wells Imre曾引用哲学家Michael Polanyi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工作实践里一些不能言说的知识（Imre，1985）。Jennie Pilalis（1986）则从实践/实践者研究的视角出发，认为实证的实务知识观忽略了实务工作者本身从实务实践里归纳获得的理论，而导致不能完全再现产生社会行动和行动理论的情境化和意识等主观感受的部分。虽然一些社会工作学者越来越倾向于非实证知识观点，提出社会工作实践并非如工具理性观点所强调的是一种应用理论的技术，而是一种非技术的、艺术性的知识，并尝试从实务者的实践里探讨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但是这些讨论也仅注意到实证知识观点不适合用来探讨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停留在将社会工作实践看作具有知识的性质，而对于什么是适合用来探究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知识观点，以及在这种知识观点下呈现的社会工作实务的具体内容却未曾涉及（刘晓春，2007）。
就在社会工作急于寻找这种隐藏在实践里的知识时，Donald A.Schön在1983年提出反思实践者的概念，为社会工作学者提供了一个看似可靠的实践知识的概念，吸引了许多社会工作学者和教育者，探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整合，社会工作教育界也形成了一股强调反思的风气。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社会工作强调人文主义的传统里，探究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内容。社会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实证知识观点进行反省的这股风潮，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探究开发出另一条研究的路径。社会工作界逐渐接受以非实证知识观点看待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以应用理论的技术看待社会工作实践，并且承认实践里蕴藏着实践理论，这一趋势让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的探究有了新的可能。在社会工作研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Donald A.Schön“在行动中反思”以及社会工作人文主义传统强调道德实践的观点，越来越被社会工作学者当作取代实证主义社会工作知识观的另类观点。这也开启了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风潮（Schön，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