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伊始，一些复旦社会工作系的师生们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紧张的战“疫”工作中，或远程指导一线社工服务，或整合信息、链接资源，或录制网课、撰写专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一线的社会工作者们提供协助。
复旦青年记者 顾晨淳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姜辛宜 编辑
讨论群里六七十条四十五秒的微信语音、半天时间写出的紧急专报、两天时间录完的网课……2月伊始，一些复旦社会工作系的师生们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紧张的战“疫”工作中，或远程指导一线社工服务，或整合信息、链接资源，或录制网课、撰写专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一线的社会工作者们提供协助。
“社会工作”（下称“社工”）是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助人的专业化、职业化服务活动。“社工在（抗疫）里面就像一条线，它会把很多方面串到一起，系统就会有更多连接，然后整个机制会更加完善。”2013级社工系硕士研究生、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医务社工马凯旋认为，复旦社会工作系师生们的参与实现了“学界和实务界之间的交流互助”。
2015年7月，马凯旋从复旦社工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此后，她一直在新华医院担任医务社工，负责儿科、妇产科等领域的社工服务以及医院志愿者管理和公益资源的对接工作。
2020年1月中下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初，马凯旋收到了她的前导师、社工系教授赵芳的消息：“你觉得我们复旦社工系可以做点什么？”于是，赵芳、马凯旋连同2010级社工系硕士研究生、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务社工朱富忠一起，开始了小范围的“头脑风暴”。
基于四年的一线社工服务经验，马凯旋认为，对有效信息和社会资源的需求在疫情中尤为突出。她回忆，有国外社工服务经历的朋友与她交流时，曾提到在国外工作时“抽屉一打开就能找到好多资料”，可以直接根据索引寻找资源；而国内的信息与资源散落在各处，缺少整合起来的平台。
春节假期，面对不断蔓延的疫情与铺天盖地的新闻，马凯旋的情绪曾出现一定的波动。她推己及人：“同学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也可能会有恐慌、焦虑、无力等情绪”。基于社工专业知识，她认为行动是缓解情绪的解药。如果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让同学们“行动起来”，可以缓解他们由于疫情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从能力上来说，同学也比较擅长查阅资料，包括做这种索引。”在思索后，马凯旋向赵芳提议召集一批学生进行信息收集、筛选和发布工作。三人随即拍板建组。
1月31日，在马凯旋和朱富忠的组织统筹下，五位社工系研究生王怡航、王雅婷、陈歆泰、孔春燕和谢贤宝一起组成“复旦社工志愿小组”，开始着手建立“抗新冠肺炎·实用信息汇总”线上平台。五人各自负责一个模块，进行每日信息收集和筛选工作，再经由和马凯旋和朱富忠统稿汇总，由赵芳转交社工系老师进行审核，最后进行网页发布。
2月2日起，线上平台正式发布，并通过复旦社工系师生的微信朋友圈与社工微信群等渠道，不断向外扩散。点开这条名为“【资源】抗新冠肺炎·实用信息汇总”的链接，网页跳转至石墨文档界面，按照“信息平台类”、“心理咨询类”、“社工知识类”、“服务工具类”和“哀伤辅导类”五大模块发布资源类信息，并设有反馈模块。
在网络上搜索“心理援助热线”、在十余个心理学权威公众号上浏览并拣选内容、校对各机构资格、与组员交流筛选标准……负责“心理咨询”模块的王雅婷回忆，平台刚开始建设时，自己每天大约需要在电脑前忙碌五小时，才能将中国各地的心理咨询热线信息梳理完毕；后期的工作时间则减少到每天一小时。
团队具有较高的资源类信息筛选标准。王雅婷表示，网页上发布联系方式的机构必须要具备专业资质，即在省级卫生部门注册。王雅婷按照省市级精神卫生中心、权威高校和社会组织进行资源分类和筛选，大量未在省级卫生部门注册的机构随即被筛除。
严格的筛选标准是必要的，进行信息审核也必须尽心尽责，“你打心理热线，如果这个机构不够专业，它其实会对我们的来访者造成二次伤害”。“审核的过程很辛苦，但是你在维护专业伦理和专业精神”，王雅婷说道，“会增加对专业的认同感。”
将经过筛选核实的信息系统性地整合进网页中，便可直接向大众提供便于查找的资源获取方式。马凯旋认为这是“学界和实务界之间的一种交流互助”，学界、高校人员发挥知识索引、信息整合的特长，根据实务界的实际需求汇总重要的社会资源，从而助力实务工作。
这一资源平台就像虚拟“抽屉”，一线社工可以直接从中获取经过审核与整理的信息，从而像国外一样“抽屉一打开”就能找到丰富而实用的资料。
经过不断传播、扩散，这一信息平台开始发挥影响力。截止3月8日20:00点，根据石墨文档后台数据，这一信息平台已获得31,034次阅读量。许多社工同僚也向赵芳表达了对其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社工界同僚对于“【资源】抗新冠肺炎·实用信息汇总”平台的反馈
一些一线社工和社工督导也根据实际经验提出了对于更新内容的期望。马凯旋向记者提及她曾经收到过有关伦理方面的反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心理干预工作，但有些人会出现一些伦理上不严谨的地方，比如低估心理危机干预的难度，可能对服务对象造成二次伤害”。收到反馈后小组随即作出了新的工作计划，“我们就马上再去找一些伦理相关的文章过来”。马凯旋表示之后也将根据现实需求不断完善平台内容。
马凯旋向记者表示，志愿小组的同学们的表现超出了她的预想，从最初懵懂地接受导师邀请，到单纯收集信息，再到如今积极地思考、完善，同学们“不停地在更新自己的知识，然后不停地在反思，也不停地在想去怎么回应一线实务的需要”，她认为回应实际需求才是学习社工知识的意义。
除指导学生志愿小组外，复旦社工系的教师们还参与到武汉当地的社工资源链接与服务指导工作中。
一月底，在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的邀请下，复旦社工系教授赵芳、副教授陈虹霖、副教授韩央迪和副教授付芳加入了“战疫情·上海社工服务团”，作为具有一手实践服务经验的教师资源投入抗疫活动中。
根据“上海社工”官方公众号介绍，这支服务团由上海市民政局直接领导，经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牵头，通过“公益上海”的信息化平台对人员进行招募与管理，吸纳上海具有专业资质的社工与心理咨询师进行本地服务或输入武汉，从而改善武汉资源紧张的局面。
在特殊时期，这一庞大的团队主要采取网络手段进行服务。微信群内，社工与督导领取任务并自行组队，再通过微信群对接服务对象。
团队成立后不久，武汉市“方舱医院”正式投入使用，院内的患者和医护都需要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此时，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郁之虹正在为其“2+3”线上社区下沉抗疫模式招募专业人手。针对方舱医院的需求，组织方选择“医务+心理咨询师+社工”的模式进行支援，确保三类人各司其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提供专业帮助。
郁之虹联系到赵芳，“我们这边缺有经验，尤其是项目组织管理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并询问赵芳是否可以帮助调动资源。接到消息后，赵芳随即投入到上海-方舱的人力资源协调工作中，协调8位资深的上海社会工作者进行线上专业支持，并根据工作反馈提供督导意见。
陈虹霖亦参与了捐赠物资对接的工作。当时，武汉当地物资紧缺，然而正从海内外涌向武汉的捐赠物资却“进不来”。陈虹霖便在微信群中揽下了物资疏通的工作，将相应的手续、文件和通知一一整理好，按照程序完成必要的手续，帮助海外物资通关、个人物资点对点抵达医院。
起初，由于资源紧张，各项工作的开展显得有些混乱无序，让大家略感困难。“各种资源的对接要花好大的精力，而且还对接不到位；各种地方都因为缺少资源，产生了很多混乱的状态”，陈虹霖回忆道。这一情况也促使她接受社工角色转变的现实。
过去社工的专业角色比较明确，比如危机时期协助家庭进行“有效沟通、协助和修复”；现在则变成了“多面手”，“帮助独居老人买东西”、“对接医疗物资”等基本生活帮助都可能成为社工的服务内容。陈虹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体现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服务，但却是必须的基础服务……不这么做的话，（社会工作）基本的‘助人’的目的都没办法实现。”
如今，针对疫情的社工服务正有序地进行着。社会工作者们对于患者需求的关注和回应并未在患者治愈出院后停止，而是在其出院后继续跟进，力求与这一段生命历程同行。
“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一开始可能是对生活资源的需求，然后可能是心理和情绪上的需求；后来我们又发现那些出方舱的人也会有一些挣扎——‘我是不是好了？我回家以后会不会传染给家人？’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复，你就跟着他们的情绪变化，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你去服务他们。”赵芳说。
除了资源紧张外，初期的无序还源于常规性机制的缺乏。陈虹霖认为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人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一个新型传染病的爆发，没有这方面的准备”。
为了建立并完善社工参与此类重大公共事件的机制，赵芳和陈虹霖分别参与到咨询专报和权威指引的撰写中，基于自己的经验观察和学术积累，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二月初，赵芳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即疫情中“创伤性哀伤”可能带来的危害。“创伤性哀伤”指发生于亲友丧亡后的异常哀伤障碍。赵芳认为这次疫情中的死亡与以往不同，导致的“哀伤”也不同：“第一它是一种急性的死亡，第二它是非预期性的，第三它可能是多发性的，一个家庭里不是一个人，可能涉及到好几个人，第四因为是传染病，亲人故去后无法告别，有些时候连遗物也拿不回来，所以创伤会特别大。”
赵芳担心这种“创伤性哀伤”会在日后出现“反弹”，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严重影响。于是她着手撰写《疫情下对死者家属哀伤辅导需求的研判和政策建议》专报，在其中着重强调“创伤性哀伤”的应对机制，从学术界的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
赵芳还表示，除了她撰写的专报之外，社工界同仁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已经整合资源，开放了五期面向社工的培训网课，还邀请了解中国文化的美籍华裔专家授课。赵芳则结合自己的专业所长，在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指引下，向武汉一线社工开设了“抗击新冠肺炎心理援助与社会支持服务伦理”的线上课程，推动后期进一步的专业介入。
陈虹霖则参与到《关于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实务指引》（下称《指引》）的编写工作中。该项工作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牵头，组织13位国内社工界学者分模块编写内容。《指引》内容主要分为“工作总则”、“服务伦理”、“三级服务指引”、“ 二级服务指引”和“一级服务指引”五大模块，旨在为一线社工提供实务指引；其正文及配套网络课程已公开发布于“《社会工作》杂志”与“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基于自身研究领域，陈虹霖负责撰写“老年人服务指引”模块，从“疫情中老年人的身心需求”、“实用干预工具和技巧”和“展望与积累”三方面进行编写，为社工实务提供指导。她向记者表达了对社区孤老群体的关切：由于隔离，老人不能出门、照顾者也不能上门，“独居老人的生活功能完全被打乱了，好多人还是失能的”；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借助远程陪护仪、社区志愿者来解决问题，其他社区“没有这些基础服务的话，就真的挺困难的”。为此，她提出系统性地建立社区名册、评估风险等级等方式来对接资源。此外，她还呼吁关注独居老人的社会融入情况：“疾病不是老年人群第一大杀手，第一大杀手其实是孤独。”
谈及《指引》的现实意义，陈虹霖认为“实操性”是最重要的。《指引》按照不同服务对象将社工实务操作的每一步都细化、确定下来，一线社工就可以直接照做。尤其是在社工发展的地区差异性较强的现实下，《指引》可以保证基本步骤的统一，“有些地方它社会工作的发展水平并不太高，但是拿到这手册之后，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去做，就会思路清晰一些。”
作为一线社工，马凯旋能明显感受到此次社工参与抗疫的积极性。在宏观层面上，她感受到社会对“健康”的理解从纯生理维度转变为生理、心理和社会三种维度并重。她以医院的员工关怀工作举例，“以往就是送东西慰问一下，现在他们会考虑关怀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以及医护人员的家庭、子女”。她认为，健康观念的发展是近年来社工参与度提高的社会基础。
在马凯旋看来，社工的作用“就像一条线，它会把很多方面串到一起，系统就会有更多连接，然后整个机制会更加完善。”她曾参与医院针对交通事故的预案演习，在演习中医院“第一时间调动了各相关部门”，安排社工在其中安抚患者情绪、帮助患者适应就诊环境、协助患者和外界进行沟通、对接家人等。但不同于交通事故，此次疫情有其特殊性，社工并未即刻投入行动，而是经历了一段边观望边摸索的时期。因此，她希望医疗体系能够针对类似疫情建立更加完善的预案机制，使社工的职责和角色更明确，从而在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能更有效地调动资源、投入行动。
陈虹霖则认为“系统性不够，条件也不够”是此次社工参与抗疫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她察觉到社工的专业性用在了“并不是很专业的事情上面”，比如“买菜、买米、买口罩、配药”等日常生活行为，而这原本应该由社区基础设施系统解决。因此，社区首先需要完善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应急机制，形成不同专业力量的有序合作。
街道、居委会、楼组长、社区志愿者、社区医院、非政府组织……陈虹霖认为，要保证执行手册的落实，仍需要明确社区防控的各类执行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她表示，社区“需要链接各方、听取各方意见，从而获得一手需求，在确定需求的基础上制定联防联控的方法”，这样社会工作者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